《王贵与李香香》后记 原文 翻译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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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与李香香》后记 原文 翻译 赏析

  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从西北高原上出现,它照耀着今天和明天的文坛,这就是《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出现,无疑的,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

  作者李季不是文艺工作者,也不是诗人,他是群众当中做实际工作的,一个爱好文艺的人。这首诗,是他参加实际群众斗争生活的珍贵收获,用陕北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写出三边民间革命和爱情的历史故事。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洋溢着丰富的群众的感情,生动而有地方色彩,作者给我们刻绘一幅边区土地革命时代的农民们斗争图画。

  不仅是题材新鲜,也不仅是风格简明,它给我们提供了新诗写作的严肃课题,说得广泛一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

  如果说:过去中国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绝大多数的成果,是诗人的诗,这意思是说,是诗人站在一边的同情的立场,通过诗人自己的感情,对人民生活的歌唱。那么,这儿是产生自人民当中的诗篇,它的思想,它的感情,它的生活, 它的语言,是人民的,是发自人民内心的真实的声音。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经过思想改造以后, 曾经是,现在也还是为这个问题所苦恼着:旧的非人民大众思想感情否定了,新的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新陈代谢之间,青黄不接之时, 旧时那一套思想感情, 自己是熟悉了。现在弃之惟恐不尽;对新的, 虽然相当陌生, 却要努力学习去掌握。这就是为什么作家经过思想改造,都纷纷到实际当中去,到人民大众当中去,有些作家甚至暂时沉默了的道理。只有实际到人民斗争生活当中去, 自己不再具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成为人民大众当中的一员, 和他们共呼吸,共患难,共荣辱,这样才能写出人民伟大的诗篇。人民伟大的诗篇也只有在人民大众当中, 才能产生出来,亭子间和窟洞里的艺术之宫和它是无缘的。

  李季和他的诗篇,就是一个有力的注释。在这首诗里,我们看不到旧思想的脉胳,也看不到不健康感情的痕迹。

  有人说:诗,是语言创造的艺术, 诗有诗的语言;广义的这样讲, 当然没有谁反对。问题是:什么是诗的语言?什么是语言的创造?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明里暗里,仿佛有这样一种倾向:诗的语言是和一般常人生活的语言不同, 是经过诗人精心创造出来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一些少数诗人的座右铭。怎样惊人呢?有的念起来诘屈聱牙,有的堆砌着言之无物的所谓诗的语言,如果把这些空泛的语汇去掉,一首诗留下给读者的,竟然有限得很,顶多是飘忽得如一阵烟似的感喟。

  这里面缺乏战斗生活内容的立柱,也缺乏真正感情的基石, 因此炫惑读者的,就靠那一种不合身的文学外衣。

  在这首诗里,每一行,都充满了斗争生活;每一行,都是斗争生活的结晶;全篇洋溢着人民斗争生活的感情。作者用陕北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写出,说它是旧的形式也可以,说它是新的形式也可以,因为它是在《顺天游》这一形式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已不同于原来的面貌。这是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奇花, 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时间将增加它的光辉。

  (《王贵与李香香》,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版)

  赏析 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最初于1946年夏天在《三边日报》上连续发表,同年秋,又连载于延安《解放日报》。1947年,周而复把这首诗收进由他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一辑,交由香港海洋书屋出版。这篇后记便是周而复编辑这首诗时有感而作。

  作者在后记中,充满激情地赞扬了这首诗和它的作者。他写道,这首诗的出现, “无疑的,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这首诗不仅“题材新鲜”、“风格简明”,更可贵的是它“提供了新诗写作的严肃课题”, “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周而复在后记中,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一方面,这首诗洋溢着丰富的群众的感情,它的思想、感情是人民的,是产自人民当中的诗篇。另一方面,诗的语言运用“信天游” (文中为“顺天游”, 含义相同)的形式,是来自民间的、群众最易接受的语言。后记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这首诗进行剖析,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诗人如何继承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创作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

  《王贵与李香香》全诗700多行, 曾有作家称之为“长篇乐府”。它以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农民群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地主阶级、建立革命政权的曲折过程。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和革命的整体命运相结合,幸福与痛苦相接,光明与黑暗交错,经过曲折的斗争过程,获得了团圆的结局。正如诗的副标题,长诗写的是一个“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

  这首诗的语言朴素而富有激情,全诗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黄土高原独特的生存环境,孕育了“信天游”这种民歌形式。“信天游”的内容富有生活气息,曲调高亢,有的充满喜庆,有的略带苍凉。隔着一道道山梁, 见不到人影儿,听得到音儿的陕北三边人民,用“信天游”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诗作者深入生活,搜集、整理和研究这种民歌形式,结合传统的比、兴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中。这首长诗是由200多首“信天游”连缀成篇。诗作者用群众自己的语言,讲述群众自己的故事,表达群众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这首诗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它根植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土壤当中,打破了新诗与群众之间的隔阂。

  “五四”提倡白话文运动以来,就提出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当时,较早创作新诗的是一部分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知识分子,新诗的思想观念、表现手法都明显带有“欧化”的痕迹,那时的新诗是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还没有走进广大群众中。因此,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是一个长期讨论而没有较好结果的问题。《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像“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又如一股清新的来自山野的风,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对于新诗向民族化、大众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篇后记,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的内容和形式的分析,指出了只有“深入到”“人民斗争生活当中去,和他们共呼吸、共患难、共荣辱,才能写出人民伟大的诗篇”。这篇后记中包含一种“辩证”思想。他说:旧知识分子的旧的思想感情,在经过思想改造和深入生活之后,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的。诗歌创作的语言可以从群众中来,从民歌中来,但又是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不同于原来的面貌。这些论述是符合思想变化和语言发展的规律的。它不提倡对立,提倡改造之中有继承,继承之中有扬弃。《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的典范,但它提供的是经验而不是模式,更不是样板。它的出现,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提供的是一个起点。如果在这之后的人们停止了探索,将会把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引入歧途。从这点来讲,《王贵与李香香》提供的创作经验和周而复后记中所表达的关于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思想对今天以至今后的诗歌创作似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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