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詩歌三十年

　　閑話詩歌三十年

　　◎蕭沉

　　重陽節那天，[天津作協]會同北京[詩刊社]搞了次座談，談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詩歌成就。呵呵，詩歌既不是“大躍進”也不是實現“四個現代化”，談什麼成就？聊聊情況或感想而已嘛！我們的文藝機構一開這種回顧性的會，就離不開總結成就，就以為詩歌也像工業戰線、農業戰線、科技戰線一樣，必有很大的發展成就，必也一天比一天先進；而三十年過來，很可能已先進到珠穆朗瑪峰的高度呢。呵呵，我不談成就，只談印象和感覺。

　　我開始寫詩的時候，差不多也是三十年前了。那時，北島、顧城、食指、江河、芒克、多多、楊煉、徐敬亞、梁小斌、舒婷他們已經成勢，作品也常能在[詩刊]、[人民文學]、[十月]等官方刊物上發表。當代中國的詩人從他們開始，幾乎皆是從底層的民間慢慢拱上來的，類似於“逼宮”，直逼到官辦刊物不得不重視與發表他們，也就功成名就。七、八十年代時，能夠集中發表詩歌的刊物就那麼幾家，你的名字與作品在上邊只要連續出現三兩次，就算成名了。

　　那時，詩歌界把他們那一群稱為“朦朧詩人”，1985年，[春風文藝出版社]還根據老木編的《新詩潮詩集》，刪繁就簡，出版了一冊《朦朧詩選》。其實他們的詩根本不朦朧，只是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一些上年紀的文學大爺或大娘們覺得寫得有些“繞”而已。是啊，此前幾十年的中國詩歌是什麼呢？是賀敬之的《雷鋒之歌》，是郭小川的革命浪漫主義抒情詩，是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是葉文福的“將軍的肩章是由士兵的白骨堆成”……這林林總總寫得都很直接，許多甚至也都沒有脫開標語口號的語言方式，簡單粗暴，鏗鏗鏘鏘。所以，北島、顧城他們猛地一來，就覺得有些“朦朧”了。

　　然而，我們這些二十幾歲的文學小青年看了卻並不覺得朦朧，反而覺得那詩句真的很有能嚼一嚼的味道。比如多多的“一個階級的血流盡了/另一階級的箭手仍在發射”；北島的“我曾正步走過廣場/剃光了腦袋”；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去尋找光明”；楊煉的“我憎恨黑暗/卻不得不跟隨黑暗”；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尖厲的汽笛長鳴/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江河的“如果大地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光明/誰還需要星星”；芒克的“太陽落了/黑夜爬了上來/放肆地掠奪”……不過，從這些詩句中我們也可看出，北島一代的詩人，其所秉持的詩歌傾向基本是對文革的批判意識，帶有很強烈的反叛精神與歷史使命感。

　　就詩歌語言來說，他們雖顛覆了賀敬之、郭小川一代革命浪漫主義的口號式抒情，但也還是比較講究語言形式上的節奏感與韻律。這裡，食指應另當別論，因為他的詩歌語言更加傳統，其整齊的詩句和半押韻的形式，甚至可以追溯到聞一多的詩體。而“朦朧一代”，在詩歌語言與形式上有所突破的當屬北島和顧城二人，北島的《履歷》一詩為日後詩歌走向“口語化”奠定了基礎；而顧城八十年代以後的詩歌，終於回到自我的內心世界，他已經不再考慮讀者了。

　　1985年，詩評家徐敬亞在深圳牽頭起事，他以《深圳青年報》為大本營，聯合安徽的《詩歌報》，發動了“現代主義詩群大展”，影響波及全國。而從此，中國“第三代詩人”也宣告誕生。這個“第三代”主要以六零後出生的詩人為主，詩歌進入“口語”時代，且幡號林立，諸如成都的“非非主義”，南京的“他們”，上海的“海上詩群”，北京的“圓明園詩群”，四川的“莽漢主義”，上海的“撒嬌派”等等。第三代詩人是對北島一代的反動，極端強調自我，對所謂歷史的使命感不屑一顧。第三代詩人也創造了民間地下詩刊如火如荼的火熱局面，全面蔑視國刊以及官辦文學刊物。那一年，我在天津也與同仁們成立了[七月詩社]，並自印《七月》詩刊，全部都是手刻蠟版油印裝訂。

　　八十年代末，北島一代幾乎都出國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詩人嚴力在美國-紐約創辦的《一行》詩刊，主要發表旅居在海外的北島一代以及國內我們這些第三代詩人的作品。《一行》的紙張與鉛字印刷在那時來看很精美，遠勝於國內我們這些民間地下油印詩刊。記得我那時是《一行》詩刊天津地區的代理人，每期一印出，嚴力就給我寄來一大紙箱的刊物，大16開本，且一寄就是五六十本，讓我負責分發給天津地區的詩人們。有幾次還遭到有關部門的查問，畢竟是海外寄來的，以為反動刊物。而我的第一首獲獎詩作就是在1990年首屆《一行詩歌獎》的評選中獲得的，那首詩叫《納爾遜-曼德拉》，獲的還是唯一的一個一等獎，獎金300美元。這300美元我至今還存在銀行裡，不是捨不得花，而是一種紀念。因為這個獎金是嚴力他們掏自己腰包寄來的，他們在美國辛苦打工的血汗錢！我想，適當的時候，這300美元我會重新交給崇高的詩歌。

　　在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詩人海子的臥軌自殺震驚了中國詩壇，緊接著是詩人方向和戈麥的自殺。海子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浪漫主義詩人”，這個十五歲就考上[北京大學]的安徽鄉村少年，其思維與情感是農耕時代葉賽寧式的，他與北京這一大都市之間的精神距離和衝突，是其以身殉詩的直接原因。他的詩歌充滿了幻象，不食人間煙火。他獨居在昌平，與世隔絕，世俗人際一竅不通。他最經典的“作品”我以為除了他的若干長詩之外，也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某日，他走進昌平的一家小飯館，並向老板請求說：“我在這裡給大家朗誦幾首詩/您能給我一瓶酒喝麼”？您猜那飯館老板怎樣回答----“酒可以白送你/但你千萬別在這裡念詩”！這樣的對白，我笑過之後，只想哭！

　　九十年代初，在一些公共場合，常有寫詩的朋友特意提醒我說----“以後在外人面前/你千萬別提咱倆是通過寫詩認識的/你就說是在飯館裡吃飯認識的”……呵呵，詩人在全民都下海經商的九十年代，已成為“精神病人”的代稱，以至於連詩人自己提起來都感到害臊了。但我不害臊，不臉紅，我就是寫詩的，就是病人，怎麼了？雖然寫詩不能當飯吃，也不能養家糊口，但人總要保留心靈與精神的一隅。每當忙碌一天之後坐在案頭燈下，靜靜的與自己對一會兒話，與上帝對一會兒話，我會更清楚人生的意義----人生哪有什麼意義！你思想過，活過，全在雞毛蒜皮的過程裡，僅此而已。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埋頭寫吧，你寫下了自己，也就寫下了歷史與時代！

　　詩人進入了孤獨的九十年代，自言自語的九十年代。外面愈熱烈，詩人愈孤獨。在轟轟隆隆的經濟大潮中，價值體系被重新洗牌，先活命，後寫詩。是啊，餓得兩眼冒金星，還寫屁呀！先解決活著的問題，因為我們終於明白----我們不是為寫詩而活著的；換言之，寫詩也是為了一天比一天活得更好。物質與精神，不能拆開了講，肉體與靈魂，也不能一分為二。詩人也要吃饅頭白菜，也要養家糊口。魯迅說得好----“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九十年代的詩歌，是在世俗生活中尋求人生答案，雖然人生本沒有明確的答案。

　　詩言志，志是什麼？上邊一個“士”，下邊一個“心”。古人有“士農工商”的說法，“士”排在四民之首，有文化的平民而已。所以詩人要言的這個志，無非就是自己的心聲。這個心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隨你怎樣，不見得非要有什麼驚天動地、驚世駭俗的偉大理想與抱負。所以，九十年代的詩歌，沒人板著臉孔，嬉笑怒駡皆成文章，咬牙放屁盡可入詩。詩歌再一次返回底層民間，像三千年前的[詩經]一樣，沒使命，不較勁，家常俚語，閑情逸志，寫得越來越像個俗人，越來越討厭正經。而第三代的口語化詩歌，其實也直接影響了七零後、八零後的一代。詩歌語言的緊張與節奏感不復存在，“小的們”更喜歡以“吐口水”的方式修理曾經偉大、嚴肅、崇高了三千年的詩歌。詩歌終於沒人讀了，再也不會出現像謝朓那樣令梁武帝手不釋卷的詩人了，梁武帝說----“吾三日不讀謝詩/頓覺口臭”。而21世紀呢，我們的口，早就臭不可聞！

　　2008年12月28日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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