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三曹”诗歌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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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三曹”诗歌异同

  “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一、“三曹”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但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三曹”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结

  对于三曹来说,目睹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使他们的感伤有了共同的表现:一是感伤乱世不治,忧国忧民。三人虽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写出了社会之悲剧,唱出了时代之哀歌。曹操南征北战数十年,对乱世悲剧有着深刻体会,他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题写出了新内容,用挽歌记叙社会和人民苦难,所以他的作品被人称作“诗史”,是“汉末实录”。在《蒿里行》中,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曹丕兄弟虽然少了其父那样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曹丕“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叙》),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兴表》),也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苦难。曹丕的《上留田行》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与其父之“白骨露于野”同样描绘出动乱时代的哀怨画面,悲壮苍凉。曹植主要是对战乱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处

  境表示同情,这体现在《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同样是以挽歌的形式描绘了边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哀悯之情溢于言表。二是哀叹人生短促,满怀生命之忧。战乱、瘟疫、严酷的环境、深重的灾难,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命,刻骨铭心的生命之痛促进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唱出了自己的生命悲歌。三曹诗歌中同样触发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对人生的无尽哀伤。作为一代豪杰,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但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他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叹“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虽然天长地久,人生代代更替,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光却是那样短暂。时空的无穷,更对照出人生之短暂,于是悲从中来,生命之忧酿成了曹操诗歌的苍凉与悲壮。 一代帝王曹丕也有着与其父同样的忧,他忧“人生如寄,岁月如驰”,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他的感伤人事实际上是生命感慨的外在体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命意识,源于他这种对人生的感叹。曹植一生命途多舛,处境窘困,对人生悲哀的体会自然不下于其父兄,他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是对悲剧人生的感慨。有悲则有情,无悲则无思,生存的悲剧感,酿造出深沉的悲哀之情,酿造出心灵深处的悲凉。曹氏父子对人生短促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也远远超越了个人的生命意识,是着眼于整个生灵的。所以他们这种忧伤又折射出强烈的责任感,体现出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思考。以上我们分析了“三曹”诗歌的诗风特点及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节,但“三曹”诗歌也存在着细微差异,由于“三曹”的风格不同,因此在各自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内涵亦是不同。 三、“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比较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而“三曹”是其领袖式的人物。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游仙诗有深远影响,形成中国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曹操现存诗21首,其中游仙诗有《气出唱》、《陌上桑》、《精列》、《善哉行》、《秋胡行》二首,是曹操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题材。纵观曹操游仙诗,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娱乐“调笑”,曹操对神仙方术之说,“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曹操《气出唱》其二中“今日相乐成为乐”、“乐共饥食到黄昏”,《气出唱》其三中“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有明显的娱乐调笑之意。二是“求贤”揽才,《秋胡行》其一:“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三是忧世不治,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不戚年往,世忧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曹操在《善哉行》中也明确表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四是忧寿不永,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思得神药,万岁为期。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曹操游仙诗几乎每一首都叹老嗟岁,期求长生。曹操不信神仙方术,但并非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且越到晚年,这种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思想越是明显。早年对方术“聚而禁之”,“不信之矣”的曹操,到晚年则有点动摇,对方士长生之术,道教延年之方,有点心向往之。曹丕现存诗44首,游仙诗只有两首。其中《折杨柳行》写神游两山,《丹霞蔽日行》叹人生无常。曹丕的游仙诗既无曹操的娱乐“调笑”,又无曹操的“不戚年往,世忧不治”,有的只是对神仙方术的怀疑和否定。“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折杨柳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蔽日行》)对比曹操、曹丕游仙诗,曹操更感性、更热情,曹丕则更理性、更冷静;曹操“悼于人世,归于时业”,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曹丕则“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折杨柳行》),尽为理性十足的生命之思;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社会责任相联系,有着更多地政治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曹丕则

  将自然生命与生死观、自然观相联系,有着更多生死观、自然观的批评探求;曹操游仙诗有着强烈的诗性精神,曹丕游仙诗则多了些理性精神,少了些诗性精神。曹植现存诗90余首,其中游仙诗14首。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三类:一为忧生患害。曹植游仙诗皆作于黄初、太和年间,也即曹丕登基之后。此时的曹植,因建安时期所谓的“争为太子”而屡遭曹丕父子的猜忌压制,名为侯王,实为囚徒,抑郁失志,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还有生命之忧。因此曹植游仙诗,大量抒写忧谗畏讥、忧生患害之情。如《苦思行》中“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写曹植攀云追仙之中,偶遇一隐者,隐者告诫曹植要慎言,避祸免灾。二是渴望自由。曹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自由,便只有到神仙境界中去幻想自由、追寻自由。如《仙人篇》中“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又如《游仙》中“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皆极力描写人生悲伤,追求自由的心志。 三是企慕长生。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方术,在作于建安时期的《辩论道》中,曹植直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虚妄甚矣哉”,直斥甘始的引气导引、左慈的房中之术等“当世方士”是“借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他认为“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并且人命的长短与天命鬼神无关,人命取决于各自身体的强弱和保养的好坏。然而到了黄初,经历种种迫害,处境岌岌可危,心情惴惴不安的曹植,便逐渐接受了道教方术思想,在作于后期的《释疑论》中,曹植否定了自己“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的思想,转而称赞左慈断谷、甘始炼药以饲鱼、蚕、鸡的神奇功效,并表示“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因此,在曹植游仙诗中,特别是作于太和年间的游仙诗,便出现了“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忘。”(《飞升篇》)“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驱车篇》)等求仙延寿,服食长生的内容。综观“三曹”游仙诗,“三曹”中,曹操、曹丕均对神仙一说持否定态度,曹植后期则寄望于长生之谈。曹操游仙诗有娱乐“调笑”的一面,曹丕、曹植则无,曹丕游仙诗直斥“迂怪”,无此兴趣,曹植游仙诗则“怀愤激以切痛,若回刃在心。”(《九愁赋》)曹操、曹植游仙诗皆有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一面,曹丕则无,曹丕游仙诗“达人识真伪”,不信神仙方术。曹丕游仙诗仅限于生必有死的自然生命探究和“百家多迂怪”的神仙方士批判,曹操、曹植则不止于此,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相贯通,重在“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抒发,曹植则将自然生命与精神自由相联系,重在忧患之心的吐露,精神自由的追求。曹丕游仙诗冷静而理智,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少了一些生命激情,曹操、曹植则相反,曹操游仙诗“悼于人世,归于时业”,曹植游仙诗则“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皆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和人生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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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较:比较(comparison)是指确定对象之间差异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是人们根据一定的需要和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分析、对比,从而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共同规律和特殊本质的方法。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比较的客观基础。比较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方法在人类认识史、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离不开比较。马克思曾高度评价比较方法,称它为“理解现象的钥匙”。比较是认识对象间的相同点或相异点的逻辑方法。它可以在异类对象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类的对象之间进行,还可以在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不同部分之间进行。例如,富兰克林曾将天上的闪电与地面的电火花这两个长期被人们认为是毫无联系并且截然不同的客观对象作了比较。1719年11月7日,他在笔记中写下达样一段话;“电流跟闪电在这些特征方面是一致的:(1)发光;(2)光的颜色;(3)弯曲的方向;(4)快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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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异同:【拼音】yìtóng【释义】不同和相同之处。不同;不一致。引申为反对。反对意见;异议。∶相同和不同之处分别异同∶异议∶不一样,不一致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诸葛亮《出师表》不同和巩嫌雄境相同之处。《汉书·朱云传》:“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南朝梁江淹《知己赋》:“论十代兮兴毁格宙遥,访五都兮异同。”旋乐捆唐司马贞《序》:“逮至晋末,有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4、诗歌: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汉族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它按照一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所整理,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汉族诗歌历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发展。汉荀悦《汉纪·惠帝纪》作“诗謌”。唐朝韩愈《郓州溪堂诗》序:“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於诗歌者多矣。”鲁迅《书信集·致窦隐夫》:“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孔羽《睢县文史资料·袁氏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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