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韩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的一天，正是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佛塔开塔之日，唐宪宗要把内藏佛骨迎到宫内供养三日。
一时间，人们“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热潮。在这甚嚣尘上的佞佛声浪中，却有人上书皇帝，要求制止这种风气，主张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他就是唐朝中后期矢志复兴儒学的反佛主将韩愈。
韩愈出生于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一个普通的官僚家庭，三岁时父母双亡，就养于其兄家，十二岁时其兄去世，由寡嫂抚养成人。
这种特殊的家庭培养了韩愈刻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他自幼爱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
第二部分（重建儒学道统）重建儒学道统，恢复儒学精神是韩愈在学术上的主要追求，他毕生“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期望以自己的学术努力重建儒家精神。
他认为古代的圣人是仁义道德的最好体现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先正其心，诚其意，加强道德修养，令人慨叹的是：“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
儒家所谓先王之道，由尧、舜、禹而汤、文、武、周公，孔子受其传，又传之孟子。其后便不得其传，儒家道统至此中断。而今，韩愈有必要去“原道”，去“原学”，“使其道由愈而粗传”。
韩愈建立儒家的道统说，是为了对付佛教的法统及其神权迷信。
他主张僧侣还俗，火烧佛经，改造寺院。
在上宪宗《论佛骨表》中，他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从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重申传统儒学的“华夷之辨”论，认为佛法为西来之法，“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论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因此，如果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就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在他看来，佛教不仅乱天下国家，灭弃封建伦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而且徒耗钱财，驱民归于“穷”“盗”。
韩愈还针对佛教“灭情见性”的出世观点，承袭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的层次。
他认为上品之人生来就能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行事；
中品之人须通过修身养性才能办到；
下品之人天生性劣，则只能施行强制手段使之归于正轨。
在他看来，依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完善人性，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仁义礼智信是人性的本质，人处在现实社会的伦理关系中，通过“情”来体现自己的道德性，这就与佛教“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的佛性论划清了界线。
后来，宋明理学家们的道统说、人性学说从韩愈的理论中受到了启发，而其自续“道统”的当仁不让之精神，则更为宋明理学家们迭相摹仿。
第三部分（文笔作用）韩愈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中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既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早在青壮年时，韩愈已在文坛上负有盛名。
他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散体文的优秀传统，主张用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去取代绮靡浮华的六朝骈体文。
他本人笔力雄健，学识精博，因而，他倡导古文，深得广大文人学士的响应。
同时，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古文能“载道”，可以更好地复兴儒学。
所以，他的散文在内容上有着浓厚的卫道色彩，他企图利用古文来宗经明道，以达其尊儒排佛、尊王攘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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