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
公元前2070年，大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从此中国的政治文明逐步脱离原始政治文明状态，向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形态演进，战国时期产生了中央集权制，这一制度经由秦朝推广到统一后的全国，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几千年来在世界上的制度优势和领先地位。
一、夏朝世袭制取代禅让制
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并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导致我们对夏朝知之甚少，能看到的只有古书上不尽详细的记载。但是，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夏朝的王位世袭制取代了原始社会的禅让制，这是历史的一种进步。
根据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我们发现，禅让制并不像《史记》记载的那么美好。《竹书纪年》比史记早成书200多年，作者对禅让制的记载，与司马迁截然不同。根据《史记》，尧老年时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而是传给了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舜。舜辞而不受，让丹朱作天子，自己躲入深山，但是人们有了诉讼的事不去找丹朱，而是找舜裁决，再加上诸侯们多次恳请，舜不得不受命作天子。而《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尧老年势力衰落的时候，舜就将尧囚禁起来，后来又把他流放到平阳，甚至不让尧的儿子丹珠去见他。”
我们不排除生活时代背景的差异对作者的影响，让他们对禅让制有了不同的记载。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更容易受到儒家经典《尚书》的影响，采用美化的写法，从而也迎合了汉武帝提倡儒学，推行道德教化的意图。而生活在大动乱时代的作者，更容易联想到战国时期所发生的权力争夺事件，迎合当时统治者们以实力求权力的要求，揭露了禅让制的弊端。那么，谁写的符合事实呢？
我们可以参考后世的“禅让”做一些对比。例如，220年，汉献帝禅让曹丕。当时曹丕几乎拥有了皇帝拥有的一切，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但是他又不能用蛮力，直接废掉汉献帝，那样做会影响人们对曹魏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认可。于是就采用了“禅让”的方式，大臣先后15次进言，汉献帝多次禅让，表示你曹丕是天下人的众望所归，汉朝的气运尽了，我需要让贤。最后曹丕勉强接受皇位，但是他走下禅让台的时候，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喜悦说了一句“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就是“尧舜禅让那点事情，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呵呵。”历史上类似通过禅让做皇帝的还有很多，例如王莽篡汉、萧衍、朱温、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但是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认为，从政治以及人性的角度来讲，《竹书纪年》关于禅让制的记载可能更符合实际。
由于禅让制容易导致帝位的争夺，导致天下动荡，所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让王位的传承在一家一姓中进行，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为后来政治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商朝
内外服制
二、商朝的内外服制
相对于夏朝，商朝历史我们可用的资料就更多一些。因为商朝的历史有明确的遗址，有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有周朝的文字记载，商朝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制度应该属“内外服制”。
大约公元前14世纪初或公元前13世纪末，商王盘庚为了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稳定统治，劝说贵族们同意迁都到殷。从此商朝又称为殷商，在殷商时期，商王统治全国的内外服制趋于成熟。
商王朝把它的统治地区分成王畿内和王畿外两大部分。王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部分，称为内服，王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称为外服，这就是内外服制。根据内外服制，大小方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遵守一切礼仪制度，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
每一个方国，都仿照王室建立地方性的政权机构，组织军队，设置监狱，征收贡赋，直接统治它所属的人民。众多方国，地位有高低，封域有大小，力量有强弱，差异很大。部分领地较小、势力较弱的小国，往往成为大国的附庸。而在某一地区内,又往往出现比较强大的“方伯”之国，如“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卜辞中有孟方伯、人方伯等。它们雄视一方，威服附近的很多小国，成为一方之长。它若顺从王室，就能辅助王室镇抚方，加强王室的统治力量。如果王室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背叛商王朝的活动首先就是从它们开始的，成为地方性的对抗力量。如周在灭商之前，号称“西伯”，就是殷西的方伯之国，后来竟发展成为灭商的力量。
通过内外服制，商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已经比原始部落联盟时代有了质的飞跃，这为以后西周实行分封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当然在内外服制之下，商王更多的是诸侯之长，也就是众多国王中的老大，而不像诸侯之君，即所有诸侯的主人，因为他对地方的控制还不够严密。到商朝后期，它面临两大威胁：西方的周政权，在虎视眈眈的注视着商王朝的动静，想趁机取而代之；东方的东夷各部，经常以叛乱威胁商王朝的稳定。大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发率众诸侯，趁商纣王派主力讨伐东夷，都城空虚之际，灭掉了商王朝，这也体现了内外服制的弊端。
武王伐纣
三、西周的政治制度
1.寻找立国理论
周国由岐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商王国西方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但当时商人的文化水平，让周人很难见其项背。考古数据显示，周人铸造青铜器的工艺深受商王朝的影响。周人祭祀，不仅使用商人的文字记载占卜,甚至还奉祀商人的祖神。商人卜辞中,周作为一个表示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周和商王室之间还存在着婚姻关系。
周以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方国， 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灭掉了庞大的商王朝。但是，周人没有为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在《尚书》我们可以看到，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们在努力寻找能够取商而代之的原因。最后，他们找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理论，将商人的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其罪名包括商纣王的酗酒、荒淫、残暴、不恤民力、收纳逃亡等等。而把西周的建立归结为顺应了天命，周“有德”，商是“缺德”的。
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含义: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理论突破：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
最高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以道德为标准，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商代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权以神意喜怒为标准，其本身就会蕴含着社会的不稳定性，而以道德为标准要持久稳定得多，周人甚至用这一理论说服了商朝的残余势力，让他们顺服周人的统治。
西周分封
2.分封制
仅有立国理论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还远远不够，周作为西部的小国寡民，面对东方的广阔领土和众多人民，不能不设计一套比商朝更为有效的统治机制。他们采用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战略要地成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另一方面，是为了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纳入分封体制。这就是分封制，分封制是当时周王所能采取的最佳制度。这一制度让周王取得了“诸侯之君”的地位，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天下共主，西周形成了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
但是，在西周早期，分封制不是诸侯可以直接享乐的制度，更多的是为周王打工，去开疆拓土统治人民。周王不是把所有的土地都征服了，让诸侯坐享其成，而是让诸侯到受封地去建立据点，征服周围部落，建立实际统治。这实际上给那些有作为又比较勤劳的诸侯们提供了一个创业平台，在地广人稀的时代，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把诸侯国做大，这样就扩展了周的统治范围和周文化的影响范围。
宗法制示意图
3.宗法制
分封制解决了建国的问题，要维护统治集团的稳定，还必须解决继承问题。西周统治者们实行了宗法制，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区分大宗小宗。
宗法制之下，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诸侯是小宗。在诸侯国内，诸侯是大宗，卿大夫是小宗。在卿大夫的领地内，卿大夫是大宗，士是小宗。周王正妻所生的儿子叫嫡子，嫡子中的长子就是嫡长子，周王妾所生的儿子就是庶子。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就是全国的大宗，其余儿子为诸侯，是小宗。诸侯、卿大夫的继承也参照这个标准。
宗法制度不仅应用于周室的同姓之间，而且和异姓诸侯间也有关系。根据西周制度，同姓不婚，而异姓则互为婚媒。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
西周文、武、周公、成、康等几代统治者，不断分封自己姬姓亲族、同盟的亲戚，以及一些结为亲戚的东方贵族，建立封国。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屏障，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锦赠、通婚、封赏等等，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西周封建将中国北方许多新国与故国的统治阶层，都编织为一个亲缘网络，彼此之间,不是大宗、小宗，即是甥舅(姑侄)。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西周时期，从政治上讲，一国无二君；从宗法上讲，一庙无二宗主。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中心，表示“尊祖”和“敬宗”，这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宗法制给后世的影响就是形成天下一家的文化认同心理，使西周完成了家国同构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
4、礼乐制
（1）礼乐制
在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之下，构成统治者之间联系的就是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等级高低，而维持分封、宗法等级的则是礼乐制。
“礼”就是礼仪规范。礼的内容，主要包括冠、昏（婚）、葬、祭、享、燕、朝聘、衣服、车马和宫室等。这种礼仪是有严格的等级区别的，比如天子就用九鼎象征王权，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这种规制是绝对不允许僭越的。礼的作用是强调等级差别，以此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告诫各级贵族安于自己的地位，而不要有非分之想。
“乐”就是音乐，体现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乐融融”，维持贵族内部的和谐。礼和乐是不可分割的，礼仪必须有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不同场合，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乐队的规定是:周王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排列三面;大夫排列两面;士只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所以春秋时期，大夫季氏用"八佾"，孔子就痛斥这种僭越行为，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内部的等级，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
西周三大制度关系图
（2）礼乐文化里的秩序与和谐思想
礼乐制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趋于瓦解，但是对后世影响巨大。后世封建王朝都建立了一套与封建统治秩序相适应的“礼”，不仅如此，“礼”经过后来儒家的发扬光大，突破了制度的范畴，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思想层面来讲，“礼”的出现是为了建立一种社会分配秩序，防止个人欲求膨胀引起的社会动乱和无序。对任何社会来讲，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想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他人利益，这是人性使然。“礼”就是要人们知道，要想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考虑到群体的利益，在群体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它包含了自律、节制的思想。为此要建立一种相对合理的分配秩序。古代是通过划分等级，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让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而享受这一等级该拥有的资源、地位，而不僭越。
“礼”的秩序思想，仍有可借鉴之处。它告诉人们，作为社会的人，在经营自己利益时，一定要看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即我对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在索取时要想到对社会的贡献，否则个人欲望的膨胀必然会将自己淹没。作为掌握资源分配主权的国家，更应该体会建立一个合理分配秩序的重要性，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实现国家利益时，要多想想民众利益的实现，如果顾此失彼，必将带来动荡不安。
《论语·学而》又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杨伯峻版《论语译注》这样翻译：“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大事小事都做得恰当。”从这一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到，“礼”含有“中庸”、“恰到好处”之意，可引申出“和谐”的思想。
除此之外，《礼记·昏义》中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通过对夫妇身份的认定便有了家族关系，有了合理的家族关系，才会有合理的君臣关系，才有政治的稳定。
总之，西周时期的各种制度，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对后世影响巨大。形成了天下共主、天下一家的文化认同心理，给秦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认同心理的支持，礼乐制度体现的秩序与和谐的思想，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
春秋形势图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1、编户齐民与郡县制
公元前770年，东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分为两个时期：春秋与战国。东周只是西周名义上的延续，实际上东周的君权已不再能控御东方庞大的封建网。这是礼崩乐坏的时期,西周的文化秩序逐步解体。春秋时期的诸侯，在政治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王室已不能控制诸侯。
于是，春秋时期的前半段,各国之内,也有其权力下放的分封，几乎是西周封建亲戚的地方型翻版。到春秋中期,鲁有三桓,郑有七穆,齐有国、高、崔、田,卫有孙、宁,晋有六卿。各国之内，都有了次一级的封君——卿大夫。春秋中期以后,政治权力又下降到这些卿大夫的属下。相对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不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卿大夫的家人部属，失势之后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与经济资源。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动,实质上重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这些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就带着其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士的阶层兴起，助推了这一时期制度的变革。
春秋战国，在封建制度逐渐崩坏的过程中,新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也一步一步蜕变成形。代替了封建而起的,是编户齐民的制度。而且,这一制度一直实行了2000多年。
随之而来的还有国家组织的转变,第一步是地方行政系统渐渐取代了封建领主的封邑。中国历史上所谓郡县化的过程,分别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最早的县，可能是在春秋之初的楚国,将吞灭的小国建立为县,由县公统治。楚国的县公,是由楚国国王委派重要人员出任,却又不是世袭的。
春秋中叶以后,晋国的制度也经历了重新编组:六卿强盛，每一家族都占有广大的领地，设立若干个“县”治理。这些县,有的是晋国扩张过程中兼并的小诸侯,有的则是旧日戎狄的土地。战国时代，魏国在战略要地,则设有边郡,郡可以统辖若干县。
郡县制使流官代替了世袭,所有权改变，郡县制度不同于封建制度，政令出于中央,流官代替了世袭。西周封建制度下,主权经由层级的结构,逐级分享,不论王室,或是诸侯,或是卿大夫,都不能拥有完整的主权。郡县制度下，除了少数君主家族及封有爵位的家族外，庶民都是国家的百姓。百姓即是国家以户籍注录的人口,基本上都有相同的身份，就是所谓的“编户齐民”。
战国七雄
2、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秦国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迟缓，但是后来的改革却最彻底。公元前385年，从魏国回来的秦献公夺取了政权，接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止奴隶主杀人殉葬的制度，制定户籍制度，建立了四个县，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为后来商鞅变法作了准备。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深受东方各国的羞辱，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进行改革。他下令“求贤”，注意选拔人才。此时，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商鞅入秦后，以“强国之术”说服了孝公，孝公让他主持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用法令形式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把土地授给农民，土地可以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的多少来计算，斩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杀敌越多，赏赐越厚，建立了一套军功爵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封建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爵位高的还可以得到三百家以上的“税邑”以及减刑的特权。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公族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鞅认为农业是“本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中已有一部分弃农经商，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凡是努力经营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凡是弃农经商或怠惰以致贫穷而交不起租税的农民，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商鞅还采取加重关市的商品税，不许商人贩卖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等措施，迫使商人弃商归农。
（4）普遍推行县制。秦国在秦孝公以前虽有设县的事实，但未成为制度，到了商鞅才开始普遍推行。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一共新建了三十一个县(一说四十一个县)，4每县设置了令和丞等官职来掌握全县政事，使县成为真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时秦国土地不广，所以还没设郡。
（5）建立什伍连坐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彼此有相互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不告发“奸人”，要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发“奸人”的可与斩敌同赏。如果一家藏“奸”，什、伍要同罪连坐。
（6）统一度量衡。商鞅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其标准尺一尺约合今零点二三米，标准量器一升约合今零点二公升。现在存世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商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破除奴隶制度，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变法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进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率先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后来这一制度被秦始皇推行到统一后的全国，巩固了多民族的国家统一，被后世一直沿用。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虽有几次大的分裂时期，但统一一直是主流的主要制度保障，也是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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