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为轴心时代的古典世界，西方的希腊城邦与东方的秦汉诸侯，都曾经流行过大量的预言。两者都用语焉不详的词汇预言命运，但从不给出明确的主语和宾语，需要解读人自己理解。
但二者在很多层面都具有不同点。秦汉预言往往与王朝更迭的有密切关系，比古希腊神谕更尖锐和具有颠覆性。古希腊神谕更加温和、隐晦，倾向于给出建设性意见。二者差异的背后，就是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环境差异。
信息的索求者和发布者
古希腊世界的预言圣地 德尔菲
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和秦汉预言有受众方面的巨大不同。前者是王公贵族们主动向神庙所求的产物，后者往往是无名之人或社会面对压力后所主动发出，带有隐蔽性和江湖色彩。
在古希腊人的记载中，所有求问者都是留下了身份和姓名。其中包括了埃及法老、城邦执政者、雅典公民、吕底亚国王等等。相比之下，东周到两汉的各种预言都很有攻击性和颠覆性。无论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亡秦者胡”、“代汉者当涂高”，“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还是“大楚兴，陈胜王”、“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都具有特殊的神秘色彩。大部分谶语和预言都没有可信的来源和作者。
大部分古代东方预言连作者和产地都没有留下
在时间维度上，德尔菲神谕的发出时间分布于城邦时代的各个周期。既有公元前7-6世纪时，针对海外殖民提供的指导，也有希波战争这种危机关头做出的战局判断。还有为外国君主提供的占卜服务。东方式谶语却大都出现在两周之交和秦末汉初的改朝换代阶段。两汉特别是东汉时的谶书泛滥，也大多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时政局势有关。
毫无疑问，这与预言流传的具体政治氛围有直接关系。每当进入朝代更替阶段，攻击性预言的释放者都需要隐姓埋名，矛头都直指当权者或朝廷。这一格式其实说明了预言发布时代的紧张氛围和不健康的舆论生态。沿着这个思路向下发掘，就会发现两种不同风格的预言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政治生态。
东西方两头的文明差异 决定了预言形式的不同
政治生态的差异
位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遗址
由于东方预言有明确指向性，还带有诅咒性和反压迫性，所以只能服务于争霸战争的具体条件。这是因为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独立的宗教-文化中心。
德尔菲神谕所能发展为泛希腊神世界的精神中心，本身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在迈锡尼时代，德尔菲主要崇拜大地女神盖亚。迈锡尼文化毁灭后,这里成为太阳神阿波罗的主要崇拜中心。周围地区的殖民运动和政治生态变化，反而让独善其身的中立区地位不断提升。德尔菲就通过阿波罗神谕吸引各地人士来这里咨询,形成一个天然的信息中心和情报节点。加之隶属独立城邦，所以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列国的意见领袖和宗教文化中心。发布的信息也存在着多种解释，暗示历史运动的无限可能性。
德尔菲正好位于希腊本土城邦的中间位置
相比之下，春秋战国时代也有类似的会盟和占卜预测活动。但诸夏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诸侯王权的宗教-文化-学术中心。太祝、卜正、太史等官员，大都是依附于王权的祭祀者和记史者。霸主调停矛盾的权威直接来源于周天子。一旦诸侯们自立自己的法统，天子的权威就更加衰败，让厮杀就变得更加残忍无情。
到了在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列国间的缓冲地带已兼并完毕。当时的列国，并非没有类似于德尔菲的独立势力。比如那些没有存在感但历史悠久的中小诸侯，包括存了上古文化礼仪的东西两周、鲁国和卫国。但三国都明哲保身，在退出争霸后左右逢源。再加上诸子百家大多着眼于政治、伦理和时势，就让这些古朴的小邦都迅速沦为文化层面的被嘲讽对象。
东周的洛阳因政治失势而失去了文化中心地位
正是因为这样的局势存在，所以战国诸子大都认为天下会定于一尊。区别仅仅是秦制的集权，还是周制的贵族联盟。所有人都选择给自己按上独立的法统，并且会到早于西周的上古寻找源头。于是，原本存在于所有诸侯国之间的文化纽带被自我断裂，中立文化协调机制也就步入死亡。
正是因为这样功利而现实的思想，所以会让预言和谶语都显得有明显的指向性。到后来的的秦汉两朝末年，政治高压氛围更加浓郁，谶语和预言的攻击性就更加明显了。
先秦的政治演变 消灭了中立缓冲区
信息接受者的心理状态
天人合一的观点兴起 也左右了预言形式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自然和世事无常的古希腊命运观有巨大差异。这也直接影响了两个文明各自的预言形态。
先秦两汉的预言大都与王朝天命有关。几乎所有现存的先秦谶语，大都见于汉朝记载，或者经过当时人的整理。是依托儒家经典，本着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运动理论的解读经书的作品。因为天意在人间会有各种投射，所以一旦人世间有变异就会有吉兆或者凶兆。早期谶书对于皇权和政治阴暗还有制约作用。但后来在王莽和刘秀时期，西汉末年的群雄们纷纷发布有利于自己的谶语来造势。虽然天下的归属还是由战场来决定的，但是从此谶书明显地屈从于皇权，彻底沦为论证皇权合法性的工具。
东汉建立后 谶书与皇权利益完成合流
德尔菲神谕的风格则与古希腊式命运观密切关系。由于单个城邦的体量较小，所以一场万人级别的会战就可以导致地区霸权易手。单次军事行动对于一个城邦的国运，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德尔菲神谕非常昌盛的时期，多元格局中的希腊人更能清晰的认识到命运反复无常。无论自己还是对手波斯人，都品尝过用有限的人力和理性对抗命运的悲凉。哲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世界上唯一不会变化的就是变化本身。所有人都要做好随时打硬仗，应对命运打击的准备。
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尔菲神谕很少把话说到绝对，不会做出颠覆或者推翻某个大一统帝国的极端断言。一般预言的是单次战役、某支军队或者某个将领的成败和某座城池的得失，而且有很多时候给战争双方都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和希望。这样的预言背后的逻辑，是承认多元格局孕育的多种可能性。秦汉帝国的大一统对于城邦时代的希腊人是令人生畏且厌恶的。
德尔菲神庙内的战争与狩猎场景
众人容易被蛊惑与煽动
德尔菲神谕的受众 大都是上层人士
历史上，德尔菲神谕虽然会被交给大众讨论，在城邦间流传。但求取神谕的人往往非富即贵，只有他们才支付得起高昂的捐献财物。凭借教养和知识，作为个人的他们更容易保持理性，可以对神谕做出更有效的解读和利用。
但如果对于具体的传播案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所有预言的传播都是以容易被鼓动的大众为介质传开的。特别是在东方的集权压力之下，缺乏知识和理解能力的个人，更需要从众心理而安慰与认可。
寡头制的斯巴达 就没有大众民主的雅典人好说服
在反抗波斯奴役的大起义期间，伊奥尼亚希腊人的领袖阿利斯塔格拉斯向雅典和斯巴达分头求援。结果，在实行寡头制的斯巴达的王宫没占到任何便宜。但在雅典的公民大会现场，却引得在场听众的群情激愤。士气被迅速调动了起来，纷纷表示愿意为同胞出战。这让阿里斯塔格拉斯感叹：糊弄一群人比糊弄一个人容易的多。
不仅仅是在希腊，在任何群体里，理性的个人都会变得冲动、善变和急躁。群体更容易受到信号和仪式的暗示，在情绪上夸张而单纯。因此，预言和谶语可能会终结于有判断力的个人。但是在宗教氛围浓郁的古文明早期，群体对于预言和神谕的抵抗能力低的可想而知。
陈胜吴广就利用了群体传播原理
在东方，群体在传播预言和谣言方面的作用是更加明显。陈胜作为基层军官屯长，虽然职位不高的，但对于群体的特征有很深刻的认识。他们将扶苏和项燕同时拥立为起义旗帜，说明他们的传播对象被同时定为楚人和秦人，尤其是扶苏在不满胡亥的秦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和项燕在楚人中的威望。
听取占卜者的建议、采用鬼神之事神化自己，其实是充分调动了楚人群体的众怒。秦人严禁楚人祭祀之前的旧神祗，将之称之为淫祀。按照秦律，违反者要被处以两套盔甲的罚金。当时给官府无偿劳动一天抵6钱，两套甲胄的价值约为8800钱，等于是需要无偿劳动4年左右。
黑夜环境也给了陈胜以更好的恐吓氛围
所以陈胜和吴广的装神弄鬼绝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有针对性的用恰当的方式。在调动集体情绪之后，大楚兴，陈胜王的宣传口号引起了戍边部队的集体注意。
此外，陈胜吴广特地选择了在夜晚进行传播。因为漆黑的环境能加强群体对不可知的恐惧，强化鬼神因素在人心中的影响力。在人员密集而压力偏大的军营，众多缺乏爱国主义情怀的强征兵源是非常容易受蛊惑的群体。
遭到强征的人群 本身也容易受到蛊惑说服
对比德尔菲预言和同时代的东方预言，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完全根植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这种差异性所带来的文明差距，远大于双方的语言、饮食等生活习俗偏差，却更容易直接体现在作战部署层面。这也是很多人比较东西方战争艺术的不同时，很容易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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