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与现代复兴
李青林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两宋灿烂文化形成、与国家兴衰成因关系梳理，指出了其对目前我国发展及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现实借鉴意义，为实现我国及世界“现代复兴”做了浅探，并对保障现代复兴，建立法律制度体系，提出了建议。
在世界发展史上，中国宋代是公认的昌明时期。其文化灿烂、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是世界其他王朝不可比拟的。就是这样一个强盛王朝，却一直受周边小国骚扰和欺凌，最终被颠覆。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对当今世界及现代中国，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就两宋文化、“一带一路”及现代复兴，作以浅探。
一、宋代文化灿烂之基础
古今中外，任何时期、国家的强盛兴衰，都有其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特别是在两宋时期，更为典型。宋代文化的灿烂，是由以下原因形成的。
1、文治国策。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拟军重文”治国方针。之所以实行文治，其思想根源是总结了五代十国政权更替及自己黄袍加身的经验。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薨，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世称周恭帝①。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军权。次年正月初一，镇、定两州报契丹兵要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之陈桥驿，赵匡胤与赵普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身，拥其为帝。赵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迎赵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登位，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②。宋代理学家范浚在《五代论》说“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指出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权替代中兵权所起的决定作用。赵匡胤更深谙此理，制定了拟军重文之策。官员选拔，也以文为主。特别神宗以后，“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 ②，文人治国，是宋朝文化兴起的决定因素。
2、政治体制。北宋建国之初，为防止藩镇割据，大臣、外戚、宗室等擅权及辽夏金侵扰，把官职、军事、科举、法律等政治、军事、财政大权集中朝廷，设三省六部，保障政权稳固，实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为确保决策权集中统一，赵匡胤在决策顶层设计中，权力分置，相互制衡，人事布局相互制约。中枢管理实行二府制，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②，实行文武分权共治。在人事布局上，以宰相主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在中枢机构中，真正掌最高实权者是“宰执”。宰执是宰相与执政的统称，是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在决策机制中，以文主之，以武佐之，上下一体，使文治思想贯穿之中，为文兴开垦了政治土壤。
3、人才制度。宋代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设立流内铨、三班院，专门负责考试选人，拟定差遣等事务。还设磨勘院，对在京朝官和选人进行考核。在宋代，中央通过科举、制举、荫补三个途径，以招揽人才。
（1）科举制度。宋太祖废除唐代“公荐” 陋习，加强考试管理。在职官吏应进士举有锁厅试，经验证身份和德行符合条件才能参加。应举之人“十五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緦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参加。考官与应试者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对达官子弟应试者要复试其真才实学。宋代礼部贡举设进士、诸科。礼部举的年份初无规定， 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科举制度更加规范。宋代还有一个特奏名制度。凡是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②。宋代科举制度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向社会各层士子开放，既招揽了各方人才，又巩固了统治基础。
（2）制举制度。“制举”又称制科、特科，常称大科或贤良，是士人自荐或大臣引荐的制度。制科不是常选，必须皇帝下诏才举行。自荐应试资格起初无限制，后限制逐渐增多，改自荐为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考场在密阁）。在官之人御试合格后均升转或被拔擢。宋代名臣一般都经过特科。它为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士机会。
（3）荫补制度。即对官吏子弟实行照顾的荫补制。文武高官可荫及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②。遇国家大礼，对臣僚另使荫补。荫补制虽对巩固统治阶层有益处，但也造成冗员滥多，挤占布衣入士名额弊端。
宋代的人才制度，使管理层人才济济。无论何种阶层职业均可入士，优秀者甚至可以出相入将。最具代表性的是通才科学家苏颂和沈括等。苏颂是庆历二年进士，北宋宰相，杰出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著有《图经本草》《新仪象法要》《苏魏公集》《鲁卫信录》等11部著作。沈括对数学、物理、化学、光学、声学、天文、地理、医药、军事、艺术等领域造诣很深。沈括以父荫入士不就，参加科举进士及第，历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著有《梦溪笔谈》《长兴集》《良方》《浑仪议》《营阵法》《乐论》等著作近20部②。宋代以才取仕，以能用人，极大推进了文化、科技及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
3、科技进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导论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科学家和科技著作。如苏颂、沈括、燕肃、秦观、曾公亮、周去非、李诫、卫朴、乔维岳、毕升、吴德仁等，著作有《新仪象法要》、《图经本草》、《梦溪笔谈》、《海潮论》、《蚕书》、《武经总要》、《岭外代答》、《营造法式》、《奉元历》等等，不计其数②。这一时期影响人类社会的发明有活字印刷术、土木工程、水利、机械制造、动力传递、武器、航海技术、农业、天文等，已经把物理、化学、光学、数学等原理运用到生产经营活动中，推进了社会发展进程。有的发现发明要比工业发达国家早数百年。科技进步带来了文化巅峰。
4、经济繁荣。经济的发达是以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科学技术为基础，并向前推进的。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共生出更加完美实用的设计、工艺、技术，使产品具有美感，如建筑、纺织、机械、车船等。为使这种工艺技术推广应用，人们从原材料直至完成，把整个数据、工序、流程、经验，加以规定，形成技术规范、标准。从不同产品生产中，归纳出共同的基本原理，使之上升为理论。人们再用理论作指导，生产出更先进的产品，不断循环往复，再生成新的技术和理论，这就是科技不断进步或科学家不断产生的过程。人们把从原材料到产品的升值，贸易交换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利润，进行研究，使之财富增加即“货殖”，形成了新的学科——经济学。若从社会角度研究科技、经济、贸易，及它们所产生的综合效益，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社会生态变化，就生成了社会学。这为学者、文人、墨客提供了丰富素材，他们再以格物思辨、文学语言、艺术形式，来表达对自然、物象、生产、产品、贸易、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思想、见识，抒发感情，产生了经史子集、辞章策论、诗词歌赋、书画雕塑、戏曲小说等不同文化样式。这就是由经济共生出科技、社会、文化等元素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社会文明。宋代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使其经济达到古代中国乃至世界最繁荣时期。宋朝人口已达2万户，1亿多人，耕地7.2亿亩，GDP占全球21%，人均GDP2280美元④。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国库收入7070万贯，最高达到10.6亿贯文。即使南宋时期，国库收入也达10亿贯文⑤。如此繁荣的经济，催生了璀璨的文化。
5、商贸发达。商贸包括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宋代商贸十分发达，从商业税收中就可看出。北宋年最高收入曾达16000万贯，中后期一般年份也达8000-9000万贯。南宋时收入也在10000万贯文。宋熙宁10年（1077），工商业税已经超过农业税，农业税占30%，工商业税占70%⑤。特别是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官方每年造船3337艘。当时全国有船17万艘，其中沿海24个州有船1.13万艘。以广州、泉州为中心的20多个沿海港口，商船用指南针导航，穿梭于亚洲、非洲、欧洲。从北宋开始，不断派遣使节到海外招商，将大量空白通商许可证散发海外，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当时出口以纺织、金属及其制品、陶瓷、茶叶为主，进口主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不仅推动世界贸易，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及制陶等先进技术，输出国外。南宋海外贸易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司年收入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两宋大力奖励海外贸易，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其中主要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及大食等②。海外考古不断发现，中国商品经商人转运到世界沿海及河岸古港口。发达的海外贸易，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使东方文化传播世界。
6、文化灿烂。宋代文化繁盛，除了重文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因素，宋太祖立了一条家规：子孙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地位的空前提高，出现了如汪洙《神童诗》描写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气象。宋朝教育制度、人才制度的昌明，使一般官员都具有学者、诗人、书画家、政治家的特质，在理学、文学、史学、艺术及科学技术领域，成果辉煌。唐宋八大家，宋朝居其六。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贫苦出身。范仲淹、欧阳修是单身家庭，出身贫寒。史尧弼在《策问》中感叹：“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也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后人看的最确切，评价更客观。明代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现代史学家陈寅恪更感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
两宋时期，从皇帝到平民，无不以文为雅，以文为荣，以文为尚，从而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创造了灿烂文化。
二、宋代文盛国富而弱军，导致覆灭
宋代是世界经济文化大国，最后却被北夷小国所灭，是值得研究深思的。宋代的覆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因素：
1、拟军不强。众所周知的原因，宋代建国之初，就拟定了“拟武”国策，以防军变。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儒立国，崇文拟武；强干弱枝，预防割据；守内虚外，不张挞伐。这一系列措施，不是为了清除域外慅扰，抵御消灭侵略者，而是只为一个目的：把军队作最为统治工具，震慑藩镇，巩固皇权。这样的结果是，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也使国民性格发生了变异。弱军国策经过历代皇帝不断充实完善，使汉民族逐渐形成了温文尔雅、尚文蔑武、礼仪道德、循规蹈矩、忍辱负重的雌化性格，失去了楚心秦志、汉唐雄风、气吞山河、宏图霸业的雄心壮志，安乐于谈古论今、物欲横流、诗情画意、投机钻营、明哲保身的现状之中。此时国人，正如南宋词人陈人杰引用友人诗句描写的那样“东南妩媚，雌了男儿”，失去了男人气概。造成军队内外，举国上下，看似强盛，实则软弱的现实。
2、军备制度制约。宋代军事力量，由禁军、厢军、乡兵、藩兵构成②。禁军是正规部队，厢军是地方部队，乡兵是民兵，藩兵是边防军。厢军实际是杂役兵，任务是筑成、制作兵器、修桥铺路、运粮垦荒，侍卫、迎送官员，无训练作战任务。藩兵是由与边境接壤地区的羌人熟户部族军组成，部族首领被封军职，率领没有经过训练的部卒兵戍守边疆。
两宋的军备，是围绕皇权而建立的。军队的建制、调动、指挥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其下军权有三个机构分管。枢密院为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掌军权、军令、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为中央最高指挥机关，分别统领禁军和厢军；率臣，为禁军出征或镇戍临时委任的将帅，统领属地三衙的禁军，事毕则撤销。在兵力的配置上，采取“强干弱枝，内外相维”原则。禁军是正规部队，由殿前军、侍卫亲军组成。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各地，地方兵力与京师悬殊，不敢造反③。此谓“强干弱枝”。即使京城有变，驻扎各地禁军联合起来的兵力，也能应付兵变。此谓“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为防止武将叛乱，禁军在部署上，一半守京畿，一半戊郡，大致平衡，平时很少进行军事实战训练，此部署只是为了便于内外相制。同时实行“更戊法”，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宋代军队从管理机制，到军力部署，都是为了制内，“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②。一旦边关事紧，应变力差，战斗力弱。使周边国家认为宋国富庶而可欺，从开始不断掠夺财物，到后来觊觎政权，掠夺土地，扩大版图。
3、以和求稳。“和为贵”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只限于族内、友好的朋友。如果对有觊觎之心者，就不能以“和”对之，否则就是“弱”了。宋代有“恐武症”，再加军事不给力，对骚扰边境小国实行赐訾财物“以和求稳”，即 “掏钱买和平” 的柔性政策，逐渐把他们培养成了劲敌，最后把自己灭掉。试看在两宋对辽、西夏、金政权对峙中所采取的对策：景德元年（1004）檀渊之盟，在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合法性的同时，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10万匹；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不仅要回了周世宗收回的关南10县，又送银、绢各10万；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议和，议定每年赐予银5万两、绢13万匹、茶叶2万斤，此外每逢节日赠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元祐元年（1084）司马光、文彦博主张割兰州、米脂等五砦与西夏，以换取边境无事；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涧三镇，乞女贞退兵。南宋绍兴议和（1142年），割唐州、邓州于金，商州、秦州一半土地于金，奉表称臣于金，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隆兴议和（1163），对金改称叔侄关系，每年给金银绢各20万两匹，割商州、秦州等地于金。嘉定议和（1208），宋上国书称金为伯父，岁币银绢各30万，又以300万缗钱赎回淮、陕两地②。由此看出，宋对外政策是妥协退让、卑躬屈膝，以土地、财物、金钱换和平。当时宋军实力，与辽不相上下，远胜于西夏。但宋军犹如一尊门神，真正遇到强盗入室，却中看不中用。由此可见，经济体量大、文化繁荣，但军事不强，最终是要灭亡的。
4、党争、奢靡、腐败。宋朝新旧党争是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党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为代表，旧党以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为代表②，党争前后五十余年，对北宋政治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新旧两党争替，新政时兴时废，造成政治摇摆，臣民无所适从。给北方夏金辽以发展时机。
宋代以奢靡安逸为时尚，无居安思危之忧。从宫廷开始，争相以堂皇奢侈为尚，延福宫、景龙江的修建，使宋徽宗更为奢靡，修了更为华丽的艮岳（又称万岁山、寿山，亦号华阳宫），并亲为其撰写《御制艮岳记》。蔡京更以“享用侈靡”闻名。一份鹌鹑汤，“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一道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缗”②，一顿饭花万贯。苏轼记载，官员张怀民与张昌言两人下棋，输了请吃饭花500文。宋代奢靡之风可见一斑。在朝野上下沉浸在享乐安逸之时，北方民族却在筹划如何侵略宋人财富、土地。
宋朝的腐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多有记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赇”即贿赂。最典型的要数蔡京，在他升至左仆射时，更加贪婪。他已领仆射俸禄，又首创司空寄禄钱，粟豆柴草及侍从口粮仍照旧赏赐给他，当时是折支，给的都是实物，他只是写份报告上奏施行，而宋徽宗根本不知道。特别是两宋 “外戚当政”“兄弟宰执”“父子宰相”时期，更是裙带、金钱朝政。肌体腐败，焉有不亡之理！
总之，宋朝由盛至衰，是由“崇文拟武”所至。故国富文盛而军弱，不为强国；国富文盛军强，乃真强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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