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歌开山之作的比较

中西诗歌开山之作的比较

　　 《诗经》和《荷马史诗》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相映生辉的诗歌开山之作。《诗经》系多篇诗集，《荷马史诗》是长篇叙事诗。从中西文论求同存异的层面比较，在中外文学史上相映见光，各有千秋。

　　 1.史诗价值的异同

　　《诗经》和《荷马史诗》这两部诗歌，从具有史诗特点和神话传说的角度看，《荷马史诗》是当之无愧的史诗，而《诗经》则有些逊色了。史诗来源于古代歌谣、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等各个方面。特洛亚战争的英雄传说和神话故事，则是《荷马史诗》的主要来源。在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 (1822——1890 对特洛亚古城发掘之前，一般认为史诗完全是神话，后来通过发掘成果的研究，证明了史诗取材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史诗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据考证，最早史诗中的有关故事传说，可能是以口头形式产生于迈锡尼时代的小亚细亚一带 ，此后数百年，又经历过许多荷马式的吟唱者的润色加工。

　　 在《辞海》里，史诗的概念解释为记叙历史事件及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事迹的长诗，有时也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如果按这个定义来说，《荷马史诗》是无可挑剔的一部史诗，而《诗经》这部多篇结构的诗集，从整体的历史价值或少部分篇章的特点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史诗。若是按欧洲的关于史诗的论述去比较，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因为以“史诗的概念和神话的传说是统一的”标尺去衡量。《诗经》中只有《大雅中》的《生民》可以算得上是史诗了。《生民》里讲的是姜嫄，如何踏上巨人脚印，感而成孕，乃后又怎样生子，后来这无父 之子，又如何被扔在“隘巷 ”之中，牛羊避而不踏，放在寒冰上，鸟会来展翼暖和他，于是乃取回养育（原诗是《诗经》的《大雅》中的《生民》）。这倒足足说明有点史诗味道了，只可惜全诗仅有七十二句，较之《荷马史诗》实在是东能齿同，《荷马史诗》仅《伊利亚特》就是一万五千多行二十四卷的宏篇。

　　 本来中国也是神话的民族。一部《西游记》就足以说明了中国神话的源渊流长了，可是为什么《诗经》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成为世界著名的史诗？那就要从反映的时代背景看，《诗经》是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度的产物。从创作手法看则更现实了。这一点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学的起点并不低于其它民族，而是由神话时代的创作一跃走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

　　 2.道德伦理意识的异同

　　 提到道德伦理，我们总是要和古希腊联系起来。黑格尔曾经说过：“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57 页）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西方伦理思想的发源地。古希腊最初的伦理思想萌发于早期神话、传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中。《荷马史诗》就曾被罗素誉为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是古希腊道德思考的雏型。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通过对特洛亚战争和战后某些重要事迹的描写，赞颂了英雄们的各种美德，如机智、勇敢、正义、忠诚、热爱祖国和家乡，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奥德赛》中以俄底修斯和他的妻、子为一方，与求婚者的斗争，就是保卫俄底修斯的家庭关系及其财产不被侵犯的斗争。作品中关于俄底修斯海上冒险的描述，是歌颂他面对困难斗争的品质，同时也歌颂了他的妻子儿子为着同样的胜利而表现出的忠贞不渝和刚毅、聪慧。对那些求婚者以及那些背叛俄底修斯的奴隶都安排了可悲的下场，这种思想也是最起初的善恶下场的基本伦理道德。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希腊就充分肯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同时作品也揭露鞭笞了各种卑劣品质。如愚蠢怯儒、自私、虚伪和背信弃义等。这种伦理意识和柏拉图正式提出的并系统论证的“四主德”的意识自然契合（即希腊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从另一个方面看，史诗也反映了奴隶主阶级鄙视妇女、残害俘虏等消极的道德观念和习俗。

　　 《诗经》“风”诗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章是写爱情主题的。歌颂男女青年在纯洁坚贞的爱情，暴露了旧的婚姻制度的种种罪恶。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郑风·出其东门》写的是男对女爱情的专一。《卫风·伯兮》写女对男的忠贞。《郑风·将仲子》写一个少女对恋人的无比怀念，但又“畏父母、畏诸兄、畏人之多言”，十分矛盾痛苦的心情。《鄘风·柏舟》的女子主人公由于婚事受到父母的阻挠，发出“母也天只，不谅天只”的反抗呼声。

　　 《邶风·谷风》里写了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弃妇形象。《卫风·氓》则写了一个个性突出、比较坚强，敢于斥露男子负心无义的弃妇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在《诗经》里宣扬的伦理思想和《荷马史诗》中宣扬的伦理道德是酷相类似的，尤其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主张维护保卫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方式尤为相同。这既标志着人类由群居发展到爱情专一的文明，又标志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说：“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它不断地促进财产积累而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60 页）

　　 《诗经》与《荷马民史诗》的伦理意识不同之处是《荷马史诗》所极力歌颂的还是氏族贵族的英雄主义。如《伊利亚特》通过对特洛亚大战的描绘，所歌颂的氏族贵族的英雄主义。这与私有制观念又是紧紧相联系的。《伊利亚特》通篇是以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争夺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作为中心的，作品中明显可见，掠夺是荣誉，敢于掠夺，才赢得荣誉，也才是英雄。掠夺的财物、奴隶，大部分归氏族的军事首领所有。阿伽门农的富有，就因为他最贪心，凭着权力每次奖品中的“绝大部分”、“好货”都归他所有，荣誉也就成了私有的东西。阿喀琉斯就因为不甘心失去已属他私有的奴隶和荣誉被损害，便一怒之下与统帅分裂，而转化了的战局又威胁他更大荣誉利益时，他便重新参战。整个情节充分说明了不管分裂还是团结作战，都是关系到掠夺者的根本利益。以此看来，如果按柏拉图的“四主德”的“节制”是不符合伦理的，没有对自己的快乐和欲望的控制。那么作品所歌颂的“勇敢”，就是歌颂贪欲了。而和《诗经》里揭露统治者——奴隶主的贪婪自私就不相同了。如控诉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盘剥，喊出了劳动人民反抗心声的《魏风·伐擅》，揭露了奴隶主“不稼不穑”、“不狩不猎” 的不劳而获现象。整个《诗经》中所揭露的都是贪欲的不节制的奴隶主贵族自私的伦理意识。

　　 《诗经》与《荷马史诗》在描写战争上，歌颂的不同,乃至整个史诗所扬倡和反对的伦理意识不同。伦理意识不同的原因主要是两部作品产生的时间和所反映的社会阶段不同。《荷马史诗》出现在人类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又揉合进了混沌初开的原始神话，自然地要歌颂氏族贵族的英雄。而《诗经》出现在奴隶制由兴到衰的阶段，经过几千年的奴隶制的盘剥，人们自然要寻求自由，挣脱奴隶主的桎捁,必然要以揭露奴隶主阶级为主要的伦理意识，因为伦理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异的。尤其是《诗经》经孔子编撰，首先要受我国古代伦理核心—儒家思想的意识影响。

　　 3.艺术表现形式的异同

　　 《诗经》和《荷马史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各有所长。《诗经》是多篇结构的诗歌总集，而《荷马史诗》则是两部内容相关的姊妹篇。

　　 《荷马史诗》所创造的英雄形象及史诗的情节、丰富的描写是后世文学作品中的胚胎和雏型。恩格斯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荷马史诗》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遗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页）这部史诗的价值就在于它以文学形式记载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的事实和继之而来的人们的一种愿望和评价。《荷马史诗》开创了西方文学史的先河。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都是在《荷马史诗》的影响下以史诗形式写出来的。到公元前三世纪 , 罗马的不少诗人，都是仿希腊的史诗形式创作了不少喜剧和悲剧。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 —前19 年）的名著《埃尼德》就是模仿《荷马史诗》写成的，当时在罗马出现了希腊热。由于《荷马史诗》在西方流传的时间之久，地域之广，很自然影响了其它地区的文学创作。史诗体裁是西方各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可能是戏剧、小说、诗歌等最早的综合形式，所以说，后世的其它文学体裁都是从这个文学“母胎”里派生出来的。

　　 《诗经》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丰富多彩的古代诗歌遗产。其实全书不只三百零五篇，据考证还有六篇，有目无诗，有人认为这六篇只是音乐的标志，本来就有乐无词。从这一点看它与《荷马史诗》有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以吟咏演唱的形式表现的。希腊的“竖琴 ”也是音乐的一种标志。

　　 关于《诗经》的文体形式 , 一般以“六义”、“六诗”来概括它的诗歌特点，也就是“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指诗歌的分类或《诗经》总集的组成部分。其中风又称国风，收集了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一百六十篇，大多数是民歌，“国风”又称“十五国风”是《诗经》的精华。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共七十四篇 , 大雅三十一篇。颂四十篇，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是祭神用的乐歌。这样的分类要从“乐正”两字看, 主要是乐调不同，因而内容也有所不同。《论语》记载孔子自志：“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在鲁哀公十一年冬，他整理了《诗》三百零五篇，大概《国风》未动，只将混乱的“雅”、“颂”恢复了原貌，而恢复的标准是根据音乐的曲谱和理论作为依据的。

　　 《风》本是乐曲的通名, 《大雅·嵩高》末句说：“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肆好”就是极好。《左传》成公九年有“乐操土风”，就是说钟义弹琴弹的是楚国的乐曲。《左传》襄公十八年又有“北风”和“南风”, 相当近代的“北曲”和“南曲”。十五国风并不是十五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

　　 《雅》的乐曲可能和《风》大不相同，所以《风》和《雅》一般不易混淆。“雅”诗和《论语》的“雅言 ”（《述而篇》）“雅”（《阳货篇》）的“雅”相同，即统一流行的语言，典雅的乐曲叫雅乐 , 《雅》的曲调不是地方性曲调，而是人人能欣赏的典雅的曲调。

　　 《颂》中的《周颂》和《商颂》，不但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子神明”的祭祀歌，而且还要配以舞蹈。由此可以看出《诗经》的总体艺术特点和《荷马史诗》有颇为相近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吟咏歌唱的诗歌形式。如果说得通俗些，那就是说《诗经》里有民歌和通用流行的雅歌及配以舞蹈的颂歌。就这一点来说可谓其在诗歌体例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和《荷马史诗》相比 ,《荷马史诗》是一种文体包涵着众多体裁的雏形。而《诗经》则是一种体裁（即诗歌）下的详细分类，对后世诗歌体例的完善是有较大影响的。

　　 《诗经》“赋”、“比”、“兴 ” 的手法 , 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至今也在袭用。赋的直陈其事，现代的记叙就是从那里源出的。比喻的修辞也是从“比”那里沿用而来的。“兴起”在诗歌创作中，至今人们也在运用。

　　 如果就《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荷马史诗》相比，《诗经》仅就诗歌这一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就较完整深刻，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丰富的源头。它不仅篇目众多，内容广泛，而且技巧纯熟，有精密入微的音韵规则，生动形象的表现手法，严格多变的句子形式，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如四章一句、隔句一韵，长短句交错、比兴体等都是从这里派生的。总之《诗经》与《荷马史诗》堪为中外诗歌史上开山之作，是在中外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的交相辉映的垂世作品 （已在公开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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