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笔弄俏，寂寞无人晓
——关于张爱玲
“记忆可以尘封，而历史不会。”关于历史，刘亚洲可谓一语中的。任何借口的篡改历史和忽略历史，不敢公允地审视历史，都是不可取的，显得不够大气。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客观存在的历史绝不会人为地消亡，历史就历史！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许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名作家（包括天才作家）及其作品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不是抹黑就是抹杀。这期间，除了红色意识形态读物，能够直面于读者眼前的另一种读物只有鲁迅著作。有时候，对待作家其人和其作品应该分别评价，不能因人废文。用政治倾向来衡量作家的作品的伟大与否，多少有点儿戏，不够严肃。哪怕到了相当开明的今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仍然鲜见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和张爱玲诸人之名，对这些人及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和价值只字不提。与此相反的，在民间，他（她）们却拥有非常高的声誉，再版的作品集一时洛阳纸贵，甚至在某些读者的心里，都为他（她）们供了牌位。
在那群天才作家中，身为女性的张爱玲尤为瞩目，被夏志清教授称赞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唯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在我们民族里面，鲁迅的地位几近于一尊神，因此夏志清教授此言未必能令每一位读者信服和认同。但的确，张爱玲流露出的才气着实不凡。每一位想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委实不应该遗忘了张爱玲！她的一生，正如她的作品一样，处处写满了荒凉、虚无和寂寞。
一九二0年，张爱玲生于上海。她的家世相当显赫，祖父是清朝的翰林张佩伦；祖母是李鸿章之女，不但出身权贵之家，且相貌秀丽，颇有才情。到了张爱玲父亲一代，家道已大不如前了。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烟鬼，母亲又是个新派摩登的女子，两人对家庭生活缺乏热诚和责任，争吵时有上演。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下，张爱玲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母慈父爱和天伦之乐。父母离婚后，张爱玲随父生活，然而不久后进门的继母却是非常的狠毒，在她的唆使和挑拨上，父亲也变得冷酷寡情。甚至一度将张爱玲打得半死，并将其关在一个为其特自而设的监房里。当张爱玲慢条斯理地、试图很平静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的却是抹不掉的愤懑之气。当她逃离了哪座父亲为她而设的监房后，父女间所有温情全都灰飞烟灭，永远不再了！
张爱玲从小就被目为天才，三岁能成诵唐诗，七岁开始写小说，十几岁时的文章比一般成年作家还要来得老到，站在今天来看，依然让我们感到形秽和沮丧。她不但在文学上有天才，在音乐、绘画方面也很有灵气。但她并不喜欢音乐；对于绘画，倒还肯用功，她的第一次稿费就是靠绘画赚来的。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在《传奇》再版序里，张爱玲如是说，事实上，事情也如她所期许的那样，成名时，才不过是二十三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尽管是沦陷之区，混乱复杂，但依然市井繁华、五光十色，是个像样子的国际大都会。张爱玲在乱世中扬名，而且身处这样的环境，再看她的作品，综合起来，就会觉得她对世事很是洞明。事实上，这只是个假象。正如她自己在《天才梦》里说：“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她对现实社会一无所知，并不清楚人心叵测、尔虞我诈。她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在她的内心里，她否定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而且，她所经历的事情并不多，大家庭里的一段不和谐生活结束后，径直搬出来和母亲、姑姑同住，最能成为谈资的是在香港经历的那场战争。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人生经历，没法让她人情练达、成熟和世故。所以陈思和在《乱世才女的心境》中就写道：“她在社会里永远是个异物，拙于应对，拙于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赞美……她一概接受，无力拒绝。”刚成名时，她就遇到了有妇之夫胡兰成。这个江南才子在人品上并不杰出，但爱情令人盲目，张爱玲没能以理性思维考虑一切，她醉倒在自以为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甜美的梦里。然而现实生活里的爱情抽了她一记耳光，爱情的结局是刻骨铭心的苍凉！然而在后人为张爱玲书写的传记里，却看到有与之相反的另一段描写，说张爱玲与胡兰成相恋，自始至终，张爱玲都看得很透彻，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的疑问是，缺乏家庭关怀而成长起来的张爱玲，尽管在表面上表现出的是冷漠和抗拒，然而在她的内心里，未尝不渴望关怀与爱护？！所以当胡兰成以其风流才子的面貌向张爱玲展开攻势时，张爱玲她真的能明明白白地经营这段属于她生命中最初一次的爱情吗？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关怀与爱的冷漠内心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所谓的“慈悲”？这一段谬误的描写，有可能是后人对张爱玲善意的护笔，甚至也有可能是张爱玲事过境迁之后对自身当时的胡涂所作出的一种补救，但是随风而逝的爱情本身无法补救，在张爱玲的生命印象中，无法磨灭这一道苍凉的痕迹！
关于流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这样写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人类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对于未来，无从知晓。但冥冥之中，似乎有种玄之又玄的提示，会在人类的潜意识里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甚至也可以用博尔赫斯在他的论文《纳撒尼尔•••霍桑》中谈到过的“美学原则和日常生活、现实和艺术的结合或展示”来加以解释。他引用过两个例子。其一是，“两人在街上等待事件发生和当事人出现。事情已经发生，他们就是当事人。”另一例比较复杂：“一个人写短篇小说，发现情节的展开违反了他的原意，主人公没有按他的意图行事，他始料不到的事出现了，他企图避免的灾难性结局逐渐接近。那篇小说预先展示了他的遭遇，他就是主人公之一。”这里的流苏，其实就是日后的张爱玲自己，她仿佛是提早为自己作了个形象介绍——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她。在她的文学生涯里，最鼎盛的时期是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这两年里，一九四五年过后，张爱玲的名声逐渐淡化。“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柯灵语）可以这么说，文坛对张爱玲并不厚道。像她这样弥漫着仙气、仿若文曲星君下凡的天才，却没法让名声的热度持续得久一些，那么快就冷却了。那几年春风得意的光景，如今只是惨醋的对照。“古来圣贤皆寂寞”，李白道出了天才一致的境遇，但他还可以“唯有饮者留其名”。张爱玲呢，陪伴着她的只是青丝化白发的漫长而又寂寞的人生。直到二十世纪后期，“经爱玲”才又一次为人所接受和崇拜。但这里她已是迟暮之年了，失而复得的名声毕竟是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
抗战胜利后，各种政治、经济上的问题接踵而来，收拾旧山河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文学在这个时候已变得无足轻重。乱世才女的张爱玲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准备不足，无所适从。直到新中国成立，灵性浪漫的她与这时期的为新中国歌功颂德的文艺乃至社会更是格格不入。她置身于这个社会，却没法容入于这个社会，由始至终，她都是旁观者、局外人。拿衣着来做例子。对于张爱玲新奇的衣着打扮、服饰搭配，人争惊羡。她甚至在家里接待老熟人苏青也要盛装打扮。没法想象，“资产阶级情调”的张爱玲穿上当时最时髦的灰色中山装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惊人的不协调，就像“文革”期间那些专家学者被指令去放牛一样，都会让我们感觉上不好受。其实老舍也是张爱玲一类的人，要不怎么会投湖呢？就是因为独立特行的心灵没法适应时代的折腾，与当时的社会脱节，在重重矛盾和压抑之中，唯有选择离去。所以张爱玲日后的离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人生上的一连串惨淡遭遇，使张爱玲对整个世界缺乏积极性的向往，她的一生都处在孤独之中，朋友不多，与美国丈夫赖雅也并不志同道合。赖雅性情外向，活动力强，喜热闹，而且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一九五六年两人结合时，双方年纪相差近三十岁。摆在面前的这么多差距，仍然阻挡不了他们俩的生命之约，也许这时的张爱玲是明智的。对于婚姻本身来说，它需要的不是门当户对和志同道合。因为一旦面对的是数十年的漫长厮守，对方的所有缺点将在时间长河里水落石出，哪种以礁石模样兀然耸立的姿态势必令一方寒心。所以结合的双方只要拥有理解和忍耐，不管存在何种差距，也依然能够把婚姻这只舟子划到生命的尽头。岁月不饶人，十一年之后的一九六七年，赖雅以七十六高龄去世。异国他乡，只剩下孑然一身的张爱玲，她不紧不慢地走着，美利坚的国土承纳了她最后人生的自我放逐。
一九六九年，张爱玲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职。晚年的她虽然笔耕不辍，但这时期的作品已大不如前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金锁记》、《倾城之恋》只是回忆里依然自豪的杰作。“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现在，只能在心里感伤那个已逝年代的繁华。面对再次来临的名声（作品的再版、电影的改编），张爱玲持着低调的姿态，仿佛这与自己无关 ，或者认为这很平常，多年来的人生磨练，如今已宠辱偕忘。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张爱玲奏响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乐章，在柏克莱校区一所公寓里，她静静一人，一裘红衣，安详地躺在精美的地毯上，与这个混浊的凡尘俗世彻底告别。
张爱玲是个寂寞的人，关于她的这种心迹，在她的杰作《倾城之恋》里其实就早有透露：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到底，她都没能留住她想留住的东西，她的一生都在走向告别。“一生一世都别离开”，但事实上整整一生她都在选择和经受离开。大家庭里的出走，和父亲的诀别开始了她的第一次离开；面对胡兰成，也选择了离开；一九五五年秋天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离港赴美，永远地离开了祖国；一九六七年美国丈夫赖雅去世，人生伴侣也离她而去；直至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张爱玲撒手西去，完成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次的离开，而且是凄凉寂寞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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