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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洵对话张宗子
@理洵
阅读就像看一部精彩的电影，听一首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就像读一本长篇的福尔摩斯探案，你不由自主地跟着往前走，梦游一般，欲罢不能。
读书和做任何事一样，贵在实事求是。写文章，修辞立其诚。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有对于历史等一切事物的看法，见解不一定都正确，认识不一定都全面和深刻，但有一点必须坚持：一个道德底线。
理洵：说起私人阅读，就很容易让人想起那句“阅读是个人的事”的话，倘若深究，似乎还能挖出许多项关于阅读的话题。在你的作品中，你对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很为认可，可视为一种读书之态度，是否还可以再做些阐释？
张宗子：要说也很简单，自从大学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与教学和研究无关，也没有成为专业作家的机会，一切都是业余爱好。既然是业余爱好，当然随心所欲，兴趣第一。读书不是为了考试熬夜复习，读书是开心的事。开心，一方面是好奇。可以说，我读书的最大动力就是好奇了。感兴趣的事，就是想知道来龙去脉，知道连类所及的其他事。都说郊寒岛瘦，我就要看看，是不是那回事。孟郊诗不多，不到四百首。读完，发现写寒冷的足有二三十首，而且写得特别惊心动魄，所以苏东坡才有那个印象。但孟郊的诗不止于此，他乐府写得又多又好，既有写得很决绝的，也有写得很清丽的。他是中唐乐府写得最好的人。苏轼说他苦吟，说他“寒虫号”，没有问题，那是他的读后感，不是总结。但文学史这么说，就褊狭了。都是哭穷，沈德潜就说，孟郊和贾岛不一样，贾岛始终只是写个人身世，孟郊有杜甫的胸襟，他自怨自怜，也关心大众。把孟和贾的诗全部读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书里读到，东坡和黄庭坚等一帮朋友聊天，谈到“鬼仙和梦中所作”，提到唐人小说中有两句，“芫花半落，松风晚清”，非常赞赏。但我觉得这两句不像诗。四言诗，从诗经开始，到曹操，陶潜，嵇康，有发展，有变化，到唐朝，韩愈的四言诗还是很好。唐人小说常有四六骈偶句，但骈文中的四字句和四言诗中的四字句，给人的感觉不同。读熟了，你会明白其间的微妙差别。这两句，我的感觉就是，它像是文中的描写之句。一查，果然，这是《崔书生》中主人公夜晚遇鬼，早醒来后所见的情形，原文是，“唯见芫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确实不是诗。但《全唐诗》的编者读过宋代笔记中的这个故事，摘了这两句，标为无名鬼所作。东坡并没说是诗，虽然按前后文的意思，显然指诗。《全唐诗》编者偷懒，不去核对原文，就犯错了。而且即使要摘，也是摘全四句更好。
满足好奇心是一大乐趣，更深一层说，读书融贯，是极有快感的智力游戏，我觉得最和推理破案类似。先是探访，看现场，访问当事人，全国各地跑，寻找线索，验证假设。读书也是如此，掌握材料是第一步。第二步，根据材料推断出真相。前几年，有学者提出司空图的《诗品》为明人伪作，他们的证明过程，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的反驳，都是在占有材料基础上的推理。材料不足，不能下结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就应当存疑。《诗品》的作者问题，正是如此。中国古典文学我比较熟悉，很多“疑案”，假如有时间，都想试试破解。
理洵：你去国日久，但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用情至深，这些年的文字，从中不难看出你在系统地阅读华夏古籍经典，所下的功夫，甚或已超过了此方面做研究工作的学者，是兴趣使然，还是意识里要强迫自己融会贯通？
张宗子：大学时期和毕业后在北京的五年，读书以中国文史为多。西方文学和哲学著作，翻译过来的不多，而且有局限，现当代的作品尤付阙如。我那时正痴迷于写现代诗，除了袁可嘉主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其他的书很难找。袁可嘉的书等于打开了一道门，让人看到里面的奇异风光，你想徘徊其间，却无路可入。我那时想得很天真，学诗也好，读小说也好，最好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中国古典文化，一条是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接触西方书的条件太差了。于是立意去美国留学。
到了纽约，就专找过去久闻其名，却没有机会读到的书。虽然我的英文不好，还是体会到了大快朵颐的兴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布莱德伯里的科幻故事，庞德和艾略特的诗，等等，不一而足。连博尔赫斯和普鲁斯特也是先读的英文。当然了，我的关注点还是欧美现当代诗歌，相对而言，诗比小说容易读，字少，可以细细琢磨。我至今熟悉的美国诗人都是那时候读的，像艾肯、史蒂文斯、弗罗斯特，一直喜欢。再往后的诗人就读得很少了，差不多在约翰·奥哈拉那儿就打了句号。
十几年过去，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发现还是更喜欢咱们自己的东西，觉得更亲切。毕竟我们都是在这个氛围里长大的，李白也好，杜甫也好，苏轼也好，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所言所行，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能感同身受。这就是庄子说的“相视一笑，莫逆于心”。读他们的作品，意义超出单纯的文学欣赏，也超出单纯的智慧交融，这里头有血脉的亲近感，仿佛他们就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我的兄弟。我读古典文学以唐代为切入点（后来还有先秦的孔子和庄子），一步步读下去，往前，很自然的，就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因为唐诗是从那里来的，从《文选》中来的。往后，同样很自然，你会宋元明清一路理顺。杜甫是七律圣手，在唐朝，只有李商隐是学他学到家的。到宋金，有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元好问，直到明清之际，还有钱谦益。杜甫的五言诗，得力于南朝后期的诗人，阴铿、何逊、庾信。你读了这些人，对杜甫，就有了更好的理解。他们把杜甫展开了，把细节掰开来，清清楚楚地让你看。
所以，阅读就像看一部精彩的电影，听一首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就像读一本长篇的福尔摩斯探案，你不由自主地跟着往前走，梦游一般，欲罢不能。
我确实想过融会贯通的问题，我有这个意识。就像以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的，我有一个打通古今、打通中西的愿望。因此，我也会有意识地读一些书，那些太重要而不能忽视的书，那些在我看来很可能是拼图中不能缺少的关键一块的书。但我的“补课”往往是互相牵连而来。比如我读钱谦益的诗，他好用《真诰》的典故，我就顺手把《真诰》读了。读过，往往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事实上，好书一般不会让人失望。遇到不喜欢的，不强迫自己。因为不强迫，直到今天，对照文学史，文化史，我的知识结构并不完整，很多被人列为“影响人类历史”的巨著，我没有读过，将来大概也不会读。
理洵：关于汉语，以及汉语写作，你说过，“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这么优美、精雅、丰富、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用汉语写作，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这种文化认可中是否还有一些你对母语的血浓于水的感情因素？
张宗子：是的，情感因素是决定性的。汉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使用地域广大，使用人口众多。正因为这样，历史上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使用它，发展它，锤炼和熔造它，使它日益丰富和美丽。这是汉语的幸运，更是汉语使用者的幸运。近来看一些关于元朝蒙古和色目作家的书，马祖常、萨都剌、贯云石、丁鹤年、余阙，读到出自他们之手的优雅的汉语文字，觉得很感动。譬如马祖常，他本来出身于西域基督教世家，后来定居在我的老家光州，习汉语，崇儒学，他是元代大诗人。他有一首《饮酒》诗，谈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毕生追随孔子的宏愿：“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月闻鼓鼙。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群黎。诗书百年泽，濡翼岂梁鹈。尝观汉建国，再世有日磾。后来兴唐臣，胤裔多羌氐。春秋圣人法，诸侯乱冠笄。夷礼即夷之，毫发各有稽。吾生赖陶化，孔阶力攀跻。敷文辅时运，烂烂应壁奎。”真是令人感动。诗里的一些句子，正是我想说的话，只是我没法说得这样好。
理洵：在古人中，感觉你对庄子特别喜欢之外，还有苏轼和杜甫。看到你写过的步韵杜甫《秋兴八首》的七律，是不是在人生的某一时段，精神上会不自觉地就和自己心仪的古人达成一种默契，以排解或者释放心中的块垒，这也形成自己阅读上的某种倾向？
张宗子：是这样的。就古诗而言，中学和大学时候，最爱李白，然后是东坡、李贺、王维、李商隐，中年以后，特别理解杜甫和韩愈，再后来，加进一个王安石。年轻时喜欢的那些诗人，现在还喜欢，但认识已经不同了。如李白，以前都是背诵他的七言歌行，现在更爱他的五古，就像年轻时听贝多芬，听他的交响乐和协奏曲，现在听，是听他的奏鸣曲和室内乐。理洵兄当然最清楚，这不仅是认知的问题，更是人生阅历的问题。人一辈子的经历，包括读书，就像登山。所登愈高，诚然眼界愈宽，所见愈多。但这远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事物，包括过去最熟悉的事物，由于立足点不同了，视点不同了，看法也就不同了。一棵树还是一棵树，但不再是从前那棵树了。站在平地上看一棵百岁的椿树，看到的是高不可攀的巨大枝干。站在高架地铁的站台上看，看到的是纷披的密叶和闪烁的金色翅果。爬上十层楼顶，还是那棵树，你看到的是一把矮得几乎没有柄的大伞。仅仅愈宽愈多，究竟微不足道。
还有情感因素，对我来说，它是起支配作用的。杜甫晚年在四川，写了很多咏物诗。他和前人以及后来宋人的咏物诗词不同，不一概追求借物言志，而是写他对世上那些微小卑弱的小动物和小花小草的观察，写出它们存在的美，它们悠然自得的生活，写出对它们的怜爱。这样的态度，见诸历代诗作中的，似乎不多。这很契合我的心境。我曾写过两句诗：益知世情远，转觉草木亲。正是这样一种情绪。
王安石是宋代大诗人中读书最多的两位（另一位是苏轼）之一，他的议论诗，志向高远，余子不能及。我非常喜爱。次韵老杜秋兴那组诗，抒情为主，议论很少。后来写的一些纯议论的杂感诗，就受王安石的影响了。
理洵：喜欢听你再说说近来你心里的庄子。
张宗子：说来奇怪，关于庄子，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写过专门的文章。也许太喜欢了，反而不知从何说起。去年写了一篇短文，叫作《想象年轻的庄子》，今年春天，翻出来改了改，发在《长江日报》的专栏上。理洵兄说“近来心里的庄子”，这篇文章好像是等着这个问题，特意早早拟定的答案。这里就抄几段吧：
“著书立说时候的庄子，洞观世相，冥思人生，不必活到两百岁，已经成精。立足于最低的出发点，结论于溟漠渺茫之处。庄子的墙上画了太多扇装饰的假门，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进去了，其实还在门外，有人步子太急，不免撞痛了头，有人已经拉开了门，却以为无路可入。”
“我想象庄子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假如那时他留下文字，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即如一般人所说，《庄子》内篇亲出其手，那已是成熟时期的作品，代表他的晚年定论，所以思想是一贯的，纯粹的，没有杂质。他对自己的所知所得没有怀疑，思考愈深，愈觉那些结论的必然。伟大的思想家总是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留下一些看似漏洞的地方，其实那正是机智所在，精义所在：一件事物只有不圆满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留下一个缺口才使它不受局限，能够永远成长。宣称自己是绝对，是终极，也就等于宣布了自己的死亡。此后尽管绵延，不过行尸走肉。我们看到的庄子，坐在水边或山崖，是一个老人。我们知道他走了很长的路，却不知道他经行的路线。我们不知道他休息于何处，犹疑于几时。他是义无反顾，还是辗转徘徊。他离开家乡很远了，还是始终坐在门口。大袖飘飘的庄子也应该有个仗剑纵横天下的时代吧，有个陷于各种情感而痛不欲生的时代吧。他一定是个崇尚天才的人，因为心智始终是一切的根本。怕的是智不足以驱除魔障，而恰恰成了培育魔障的沃土。
“我曾经在《庄子》外杂篇里试图寻找青年庄子的痕迹，我没有找到。我找到的片断，仍是晚年的他。唯一可疑的是《说剑》（苏轼等人都表示怀疑），这是最接近青年庄子的文字了：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一个嬉笑怒骂皆成趣味的人，同时，一个还相信世界不妨是英雄用武之地的人。
“庄子在最复杂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单纯，干净得像一滴水。而在青年时代，他也曾充满了愤怒。那时他信心不足，时刻想着逃避。老子说过一切大患在于肉身，这句话一度使他沉迷于幻想，后来他才领悟到，那不过是一个比喻。他觉得永恒并非不可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人摆脱束缚，只是一个心灵，只有单纯的形式。”
理洵：你把随笔集《开花般的瞻望》的自序题为“传统是无限的自由”，认为传统不是羁绊，不是束缚，不是压力，不是焦虑，不是逼迫，不是局限，不是负担，而是“无限的自由”，是否还可看作是你对阅读与写作的一种理念，抑或还是生活的理念？
张宗子：可以看作对阅读和写作的理念吧。看到很多人，包括著名的学者，有一种说法：传统是沉重的负担，历史太悠久、传统太丰厚的民族，常会陷在传统的泥潭中，举步维艰，甚至不能自拔。对于国家和民族，这个说法我可以理解。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就是几千年的积淀。但对于个人，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传统越熟悉，供你使用的资源越多，这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优势。艺多不压身，哪怕备而不用也好。你知道前人已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走了多远，你才能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向前。
西方有所谓“影响的焦虑”的说法，个人在前人巨大的成就面前感受到了某种压力，觉得很难跳出他们的圈子，摆脱他们的影响。贝多芬写了九首交响曲，勃拉姆斯始终觉得这是一道巨大的阴影，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四首交响曲每一首都呕心沥血，反复修改，迟迟不敢发表。其实，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鲁迅的散文——包括杂文——成就，是五四以来最伟大的，谁敢说他能超越鲁迅？你可以写得比鲁迅更好，但你不能超越鲁迅。问题不在这里。我没有超越鲁迅或任何人的念头，但我还是能自由地写作。我不和任何人比，但我还是在写出属于自己、即使在鲁迅那里也没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他人不能替代的。由于这个理由，对于传统，对于所有我敬仰的先贤，我没有焦虑感。如果我们有十个鲁迅，十个苏东坡，十个庄子，十个杜甫，那很好。我可以享受更多阅读的快乐，学到更多，变得更充实，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写得更好。
理洵：在你的很多文字中，不只能看到你对作者思想与文字的欣赏，也能看到态度鲜明的批判性的意见，即使是面对大家名流，亦复如是，这是否也应看作是你的一种阅读的理念、批判的精神？
张宗子：事先没想那么多。读书和做任何事一样，贵在实事求是。写文章，修辞立其诚。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有对于历史等一切事物的看法，见解不一定都正确，认识不一定都全面和深刻，但有一点必须坚持：一个道德底线。中国人有不以人废言的说法，人和文分开。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有所保留。钱谦益的为人我不太喜欢，但我佩服他的诗和学问。周作人的为人我也不太喜欢，但我对他的文字有好感，年轻时候很迷他，现在距离远些了。唐代的很多诗人，包括大诗人，人品未必好，但无碍大节，我们只看他的诗。底线是什么呢？很难有个绝对标准，说不清楚。可是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便容易举例子。譬如明末的阮大铖，阉党，奸臣，据说诗和剧本都不错，我迄今不感兴趣。我鄙视这种人。再如胡兰成，我读过他的书，早在他还没有在国内走红的时候，可是不喜欢。他的所谓好，好得很有限，软塌塌的，越读越觉得人品的猥琐。这两个是极端的例子。抗战八年，做过汉奸的，无论学问多好，文章多好，我纵然不吝称赞他的成就，但内心对他们，是绝不会有敬意的。
另外一方面比较单纯，是学问方面。谁都有局限，谁都会出错。几处小错，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喜爱和尊敬。读书读出什么样的感觉，文章就怎么写。称赞或怀疑，找出优点或指出差错，都自然而然。时间过去，读书渐多，眼界肯定逐渐宽起来，过去仰望而觉得遥不可及的人物，如今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活在世上的普通人，像我们一样读书和写作，像我们一样踌躇满志或牢骚满腹。既然我们免不了与生俱来的局限，他们当然也免不了。我们会粗心大意，会情不自禁地浮夸，爱虚荣，或假装无学不窥，矜持，假装比实际上更清高，他们也会。他们没藏好的地方，我们看出来了，莞尔一笑。有机会写出来，让读到的人也莞尔一笑。“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将来别人也会挑出我的错误，我不妨提前笑一笑。
理洵：你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也是用功甚勤，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宗子：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如此。我能在听完一盘贝多芬后，紧接着听杨宝森或裘盛戎。贝多芬，京剧，我都喜欢，不觉得他们之间有隔阂。文学算是我的本行吧，这方面的爱好更庞杂。就阅读而言，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我都是中西不分。我模仿现代诗译写过唐诗，集古人词赋的句子写过标准的十四行诗。但总的来说，所读的中国作品比西方文学多得多。有些因素是体裁方面的，比如现代诗，基本是西方的传统。现代小说的情形也差不多。我写旧体诗，靠的是精熟李杜苏王，写现代诗，必得借鉴里尔克、艾略特，还有叶芝，等等。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说出来不过一句俗话，那就是融合。有些朋友问过我写散文读哪些作品比较好，或者换句话问，我写散文，从哪里得益最多。这里没有秘诀。简单说，现代中国作家，鲁迅是我最好的老师。其次是中国古代散文，庄子、易传、列子，一直到韩愈和苏东坡。语言的锤炼，少不了唐诗宋词。一个熟读或背诵几百首上千首唐诗宋词的人，中文绝不会太差。但在散文的说理和抒情上，我从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那里获益良多，此外就是博尔赫斯和卡夫卡这些人。听一段音乐，看一幅画，面对任何一个细物，写出感觉和情绪，普鲁斯特展开想象，神游八极，动辄千言，而毫不予人枯燥之感。《斯万之恋》我读过不下六七遍，极受影响。中国散文中这方面的内容不很多。再如书话，读书随笔，中国古代有大量的笔记札记，其中多有一流的书话，要言不烦，举重若轻。但博尔赫斯高度的理性乃至玄学色彩，也给了我启发。我写读书随笔，中西两方面的经验都吸取了。结果有多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常说，假如我来编一本西方散文选，我不会错过普鲁斯特小说中的那些精彩片断，比如他写山楂花，写凡德伊的小乐句，写观剧，写嫉妒，等等。写作的人一定要打破界限阅读，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写诗的只读诗，写小说的只读小说。比如小说写对话，小说名著中固然比比皆是，可是你读读唐英的剧本《梅龙镇》，那里面李凤姐和正德帝的对话不也是一绝吗？
理洵：书话之类，相对于所谓的主流文学，有很多的人还有认识上的偏见，认为它们是文学之余事，你怎样看？
张宗子：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基本上是参照西方文学史的体例而编著的。中国文学有自己的体系，有独特的分类，一概生搬硬套，不免削足适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样的大分类，把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大和丰富简单化了，平面化了。比如楚辞，还有赋和骈文，算诗还是算文，实在不易截然划分。箴，铭，赞，这些短小的韵文，既不是诗，也不是文。我们讲宋朝文学，诗词如何，古文如何，话本如何，宋人笔记怎么办呢？它们不仅数量惊人，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有些知识分子，终生的精力都放在笔记的写作上，如洪迈、吴曾、叶梦得，以作品论，他们应算宋朝的大作家，但文学史没有把笔记专列为一项，洪迈们只好无地自容了。笔记中牵涉到诗的，归到诗话，记神怪的，归到笔记小说，记录史诗的，算史料。其实大多数笔记是无法简单归类的，我们今天看起来它内容庞杂，古人并不觉得，因为笔记就是这个样子的。笔记就是一种体裁。
过去我们习惯说某某是伟大的诗人，某某是伟大的小说家、戏剧家，今天我们用不着这么说。卡夫卡的小说固然好，他的札记、书信、日记同样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是个小说家。卡夫卡不只是小说家。同理，鲁迅也这样，博尔赫斯也这样。他们的全部作品，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作品的重要不取决于体裁，体裁不过是媒介，是载体。中国现代作家中，周氏兄弟迄今仍是最重要的两位，鲁迅以杂文著称，周作人以随笔著称，鲁迅还有旧体诗、小说，还有学术著作，视小说诗歌为文学主流的，对此该如何说？
书话的情形和笔记类似。鲁迅的杂文中，有一部分就是书话，虽然不多，却是最上乘的。书话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有局限，也有自己的特性。写书话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敏感，需要见识。一句话，需要高度的智慧。以为书话“是文学之余事”，这种人，如非谦虚，就是他不知道如何写出像样的书话。
理洵：在微博上看到了你的阅读书目，如今年三月的书单是：《汪曾祺散文》《张雨诗》《升庵诗话》；《归田诗话》《梦苕庵诗话》《雕虫诗话》《定庵诗话》；章太炎《国学概论》；Mccausland：《上博藏中国15-20世纪人物画》《胡适日记》；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民国人物回忆三种；郑岩《庵上坊》；黄裳《嗲余集》等；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庄信正《面对尤利西斯》。文字后边还有四字：“杂书不列”。可见你读书的博与杂，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读书上了，用内地媒体近来的流行语问，你幸福吗？
张宗子：人都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大体上，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住在纽约，最大的好处是生活简单，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安于现状，做一份工，拿一份工资，衣食无忧，完全可以做到独往独来，“不复与外事相关”。这就省却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确实，读书占用了我最多的业余时间，但不是全部。我一个月的读书看起来量很大，其实不算什么。这是因为，读的书中古籍多，而古籍一般篇幅都不长。多年习惯，又不太依赖注释。只读原文，当然就快。笔记诗话之类，一晚上很容易读两三种，更何况很多内容是相关联的，甚至是辗转抄引的。
我读的书虽然杂，有几类始终是重点所在，如唐诗，汉魏到唐的文言小说，西方近现代小说。近来读了一些关于唐代历史、宗教、绘画、服饰史、墓葬、民俗以及唐代外来民族和中西交通的书，都是围绕着唐诗而来的。这些“外围书”大大丰富了对唐代社会和诗人生活的了解，因此加深了对唐诗的理解。
沈从文先生曾经根据文物资料，论证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中的小山不是画有山水的屏风，而是女人头上的弯月形的小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这里先不说沈先生的考证是否正确，但他的思路很给人启发。你知道我喜欢收集钱币，借助最基本的钱币知识，轻易就能看出一些书中的错误。《西游记》里有个细节，唐僧让徒弟拿出几张钱钞付给摆渡人。要知道，唐朝时是不用纸币的，纸币可能还没有发明。纸币在南宋已有，在金元明才流行。作者如果是唐人，他肯定不这么写。我读过一本研究民俗的专著，作者借一枚正面是“五铢”，背面是吉祥图案的大花钱来论证西汉的民俗。他不知道，五铢固然是汉武帝始铸的，可五铢历代铸行，流用了七百年，直到隋朝。至于背面有吉祥图案的大花钱，那是清朝民间铸造的。用清朝的文物论证汉朝的民俗？钱钟书那么博学，他怀疑破镜重圆故事中铜镜那么容易裂开有问题，犯了同样的错误。汉唐古镜铅锡含量高，往往一碰就碎。读杂书，可以避免这些常识性的误解。
我说“杂书不列”，杂书主要是类型小说，侦探，科幻，武侠，等等，纯属消遣，也是大脑很好的休息。这类书，每月总会读几本。还有文物考古方面的，是自小养成的爱好。
理洵：你对纸质读物与电子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怎么看？
张宗子：这大概是个习惯问题吧。我爱纸质书，我当然可以归纳出好些理由。比如手感，气味，颜色，翻动书页时的触感。好书如人，既有可人的容貌，也有独特的气质，体现在装帧设计、开本、版式、插图、字体等方面。有些书本身即是艺术品，比如古书有些刻本，字又大又漂亮，这种书，光看字就是享受。线装书我无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清人别集，其中纳兰性德的《通志堂集》，我就是喜欢它的字而千方百计买到的。那时候，我只能读懂其中的少许诗词。现代书也有极其精美的，台湾远流出版的一套冈本绮堂作品集，以“半七捕物帐”为主，借神怪和侦探故事讲江户风情，配上三谷一马的插画。读完其书，犹反复摩挲，爱不释手。
喜欢电子书的一代，也能找出他们喜欢的理由。愉快和舒适是一种感觉，感觉是说不清的。边喝咖啡边读书，就像杜甫搬了简单的坐具到土坡的花丛中，吹着风，沐浴着清荫读书，在我是一大享受，换了一个人，可能不以为然。这些年来，我也在慢慢接受电子读物，不是有意去尝试新事物，是被逼的。纽约找中文书困难，很多找不到的书，想读，想查证某件事，需要核对引文，只好去网上的书库。想想看，连《全唐诗》都有了。深夜读诗话，人家谈到郎士元，你想把他的诗浏览一遍，手边没有，去图书馆要等到明天，明天还不一定有，怎么办？只好读网络版。有些古籍只有寥寥几卷，这样，可以用小号字打印出来，带在身上，在公车上读，午休时读。不少书就这样读完了。网上的古籍，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错字太多。大部分错字能看出来，也有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一不小心就上当了。这个问题，相信将来会改善的。
理洵：你的微博更新较快，对读者的提问与评论大多都会进行答复和阐释，有些观点和文字确乎是具有留存与阅读的意义，是否有意把它们整理出来，刊印面世？
张宗子：不算快，平均一天不到一条。和他人互动，经常得到启发，产生一些即时的想法。回答问题时，也会对过去熟悉的题目有新的归纳。这和朋友聚谈的情形约略相似。你说整理出书，倒还没想过。我的微博不多，才几百条。听你一说，觉得很有意思。即兴的想法常有很值得留存的。将来积累多了，有出版社感兴趣，确实可以试试。
理洵：还想请你谈谈中外读书氛围的情况，这个题目可能有些大，可就你身边的情况说说。
张宗子：所谓“中外读书氛围”，如果指的是西方人读书和我们有何不同，那我几乎说不了什么。我只能说，如钱钟书先生说的，古今中外，文心相通。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无论什么民族，应该都是一样的。由于在图书馆工作，有个也许并不可靠的感觉，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特别爱书的民族。这从人口比例和图书借阅量的统计中能看出来。在某个地区，华人人口可能只占10%，然而中文书的流通量能占到这个地区图书总流通量的百分之五六十。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地区的情况，不具备统计学的意义。
如果这个问题指的是个人在中国和在美国读书的不同感受，那么我会说，美国生活简单，更容易安静下来读书。在美国生活，感受最深的是，不管在工作单位，还是邻舍和亲友之间，人际关系相对单纯。办事，包括孩子考大学，基本上不用求人，也不用额外花钱，按规章制度办，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还有就是，社会对个人的生活极少干预，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侵犯别人，不违法，只要你能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喜欢读书，可以专心读，不会被各种杂事琐事过多分心。
在和网友对话时，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之所以整天读书，实在是因为没别的事可干。这是大实话啊。中国人在美国毕竟是少数，没那么多中文电视，没那么多朋友，没有潘家园、报国寺，没有那么多中文报刊。假如在北京，这些可能占去很多时间。与此同时，一个不利的情况是，中文书，特别是古籍，太难找了。
张宗子：
旅居美国的汉语写作者。1961年11月出生于河南光山县。祖籍河南长葛。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0年转入中文系。1983年毕业，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五年，1988年秋自费赴美留学。
自1990年起，在纽约侨报工作十余年，先后担任编译、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2006年后，在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工作。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九十年代以后，写作以散文和读书随笔为主，偶尔翻译英文作品。主要作品有：《垂钓于时间之河》（散文集，2004年），《殡葬人手记》（译著，2006年），《书时光》（读书随笔，2007年），《一池疏影落寒花》（散文和文化随笔集，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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